河南禹州阎寨遗址新莽时期墓葬发掘简报

2018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禹州市阎寨遗址发掘汉代墓葬6座。其中,M5和M7两座新莽时期墓葬形制较为特殊,所见随葬品组合及葬俗特征鲜明,双墓室四人合葬、海蓝宝石珠等在河南地区尚不多见,为了解新莽时期豫中地区的葬俗与社会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

玉柄形器功能新识

玉柄形器一般由柄和身两部分组成,有的还发现有"鞘",多出于夏商周时期的王都、方国都城里的中高级贵族墓葬中。玉柄形器无论形制还是使用特征均与现存几件战国时期的"节"相合,因此,这类玉柄形器器名亦应为"节",因其为玉质,所以可称之为"玉节"。结合《周礼》相关记载,玉节应为夏商周时期诸侯或贵族出行时表示身份的信物。

早期夏文化和夏初历史

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是豫东地区造律台文化向豫中地区迁移与当地王湾三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在二里头文化为夏代中晚期文化共识的前提下,新砦文化和造律台文化也应为夏族群文化,三种文化属同一谱系。王湾三期文化不是新砦文化的前身,其主要来源于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很可能是东夷伯益族群的文化。而发生在夏代前夕的大洪水,是造律台文化向豫中地区迁移的主要原因。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从联合走向对抗,是由禹益联合治水转向启益争位的反映。到了新砦文化晚期气候趋于稳定,新砦文化向洛阳盆地迁移形成二里头文化当与太康迁居斟寻有关。

也谈早期夏文化

近年来,在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之后,对早期夏文化的探讨又成为夏文化研究一个新的焦点。笔者在认真学习各家观点之后,对此问题也产生一些粗略的认识和想法。因此,在这里也就早期夏文化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从夏、夷、商三族关系看夏文化

夏族、商族和东夷族是夏商时期关系最为密切的三大族团。目前,商代后期文化因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的发掘而大白于天下,东夷文化也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认定,两者成为探索夏文化的两个重要基点。根据商代后期殷墟文化的特征可以认定二里冈文化和下七垣文化是比殷墟文化更早的商系文化。根据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可以确定岳石文化为夏商时期的东夷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于中原地区的南部,它与北部的下七垣文化和东部的岳石文化相互毗邻,呈鼎足之势,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与联系。在夏代,商族有些首领曾在夏朝为官,这种"夏为君、商为臣"的历史与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地位高于下七垣文化的情况相符;东夷族对夏朝时战时和的关系,与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也非常符合。夏末,商汤联合东夷伐夏,与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融合共生的现象相合。通过战争,商族最终推翻了夏朝的统治而成为统治者,也与二里冈文化取代二里头文化,商系文化的社会地位在二里冈文化时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相符。夏、夷、商三族的关系表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对王湾三期文化族属的新思考

王湾三期文化是分布于今河南省中部的一支龙山时代晚期文化,长期被视为中原龙山文化的代表,因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而被认为是早期夏文化或先夏文化。不过,最新的研究显示,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源头并非王湾三期文化而是新砦文化,新砦文化则主要来源于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却不是王湾三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则主要来源于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而非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这些研究表明,王湾三期文化很可能不是夏文化或先夏文化,而应跟东夷族有关。禹时的华夏集团中有两个东夷人,一个是皋陶,另一个是伯益,他们都是禹的助手,地位非常显赫。经考察,王湾三期文化的年代与皋陶和伯益所处的年代相合,其来源于东夷文化的性质与皋陶和伯益是东夷人的身份相符,它的分布范围与皋陶和伯益及其后裔的活动区域大体一致,新砦文化对它的取代也与启杀伯益建立夏王朝的记载相契,故应是皋陶和伯益族群的文化。

尧的起源与迁徙

尧是“五帝”之一，姓尹祁，号放勋，因封于唐，又称“唐尧”或“陶唐氏”。

新砦遗址:打开“早夏”之门的钥匙

二里头文化是太康之后的中、晚期夏文化。以新密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年代稍早二里头文化,是其前身。新砦文化的年代较短,主要分布在以郑州为中心的嵩山东南麓一带,主要流传禹和启在此活动的传说,应是禹至启时期的早期夏文化。新砦文化各遗址中,新砦遗址面积巨大,使用年代最长,发现有三重城壕、大型宫殿基址、大型浅穴式建筑基址以及其他高等级遗物,是打开"早夏"之门的钥匙。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2014年浮选结果及分析

新砦遗址是一处位于河南新密市,双洎河上游的高等级聚落。该遗址主体从龙山末期至新砦期,延续二百余年。本次对新砦遗址开展的系统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稻、小麦、大豆五种农作物,以及其他可鉴定的植物种子:包括狗尾草、胡枝子、草木樨、糙叶黄芪、藜、马唐、紫苏、水莎草、萤藺、菊科、荆条、铁苋菜等等。新砦遗址出土的农作物中,粟、黍和水稻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很高,而又以粟为最,这种农作物组合体现了新砦遗址所在地区的稻旱混合农业经济模式。大豆的出现与其在龙山时期及之后的普遍种植情况相符合,而小麦即便已经传入新砦遗址,但显然还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可。新砦遗址已经形成了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制度,"五谷丰登"局面初步出现。

考古所见盆盆罐罐的背后

在我国很多考古发掘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恐怕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陶片了。这些古人丢弃的生活垃圾，在普通人眼中价值不高，却被考古学家视为珍宝，整天摸来摸去，爱不释手。更有趣的是他们竟然还能用这些“破烂”来研究历史和文化，做出高大上的学问来，

试析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及其对文明起源的影响

中国文明是多源的,但中原地区文明是唯一一支连续发展的文明。这除了与自然环境和气候变迁等客观原因有关之外,也不能排除早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周边地区先民是以盲目崇拜的迷信思想为主,属客观唯心主义认识;中原地区先民则以崇尚科学的思想为主,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思想指导行动,这些认识应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多源一体"格局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河南禹州市阎寨遗址龙山文化遗存的发掘

2018~2019年,禹州阎寨遗址的发掘,揭露出延续发展的龙山文化聚落,遗迹包括成排分布的连间房、灰坑、灰沟、墓葬、窑、灶等,遗物有大量陶器、石器。遗存年代涵盖整个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250~1750年。这些发现有助于进一步研究龙山文化中小型聚落及其与中心聚落的互动关系。

碳十四系列测年视角下夏文化的年代问题

碳十四测年的系列样品方法,是指取前后有序、在时间上连续并互有时间间隔的系列含碳样品,进行高精度年代测定,然后将得到的系列数据共同进行曲线拟合,通过数据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使日历年误差缩小的方法。最近,运用此方法,测年专家对新砦和二里头遗址的测年数据进行综合拟合,把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估定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1]。这一新的拟合结果,把他们最初认定的二里头文化起始于约公元前1900年向后推了150年,

商周时期格栏兽面纹爵及相关问题初探

格栏兽面纹爵出现于商末,流行于西周早期,主体形制及纹饰风格基本一致。出土铜爵的早晚关系、纹饰特征及安阳辛店遗址出土的格栏兽面纹爵范等证据表明:这类爵的生产地由安阳向洛阳、关中转移,并从这三处产地向周边地区传播。其产地转移应与辛店铸铜工匠随戈族贵族的西迁有关。此类爵的使用者多为殷遗民。

江汉地区后石家河时期文化遗存分析

江汉地区的后石家河时期文化遗存可分为乱石滩、杨庄二期、肖家屋脊、石板巷子、孙家岗和白庙等不同的地方类型,其文化因素的来源比较复杂,不仅有当地的石家河文化因素,更多的则是来自于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客省庄文化和新岩文化等因素。该地区后石家河时期文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时期,早期以客省庄文化的参与为主要特点,中期以造律台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影响为主导,晚期则是以新文化的影响为主。

知文明

尼安德特人制绳证据,或已懂基本数学概念4月9日,《科学报告》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称,法国中南部阿尔代什河附近的一个山谷洞穴遗址中发现了尼安德特人使用绳索的证据,这是已知最古老的关于纤维技术——使用天然纤维制纱——的直接证据。

论新砦文化的源流及性质

新砦期遗存因1979年河南密县（今新密市）新砦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最初，发掘者认为该遗存属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性遗存，但新砦期遗存是否存在并未得到确认。为探索早期夏文化，1999年北京大学联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砦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确认了“新砦期”的存在。其后，学术界对“新砦期”遗存进行讨论，提出了“新砦文化”的命名。

论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

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和早期夏文化等重大学术问题的关键。对此,目前学术界分歧较大,主要有五种不同认识:第一,认为新砦遗存属王湾三期文化的晚期遗存〔1〕;第二,认为新砦遗存是从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性遗存〔2〕;第三,认为新砦遗存早段属王湾三期文化最晚阶段,晚段属二里头文化一期偏早阶段第四,认为新砦遗存属二里头文化最早阶段〔4〕;第五,认为新砦遗存是继王湾三期文化之后与花地嘴遗存和二里头文化一期同时出现的三类遗存之一〔5〕。

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

王湾三期文化早期遗存主要分布于河南中部的颍河中上游。龙山时代前期,这里是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和屈家岭文化的交汇地带。分析出土陶器的形制特征,可知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以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因素为主,吸收了少量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屈家岭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