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现代散文的岗位意识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进入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并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战局发展促使作家融入全民抗战的时代洪流,现代散文的岗位意识逐步明晰。抗战通过其强大的吸附作用使创作与政治形成深度关联,促使作家明确了以抗日救亡为价值核心的抗战立场。抗战强化了作家作为一类责任主体的自我认知,促使他们立足反侵略语境进行文化身份的重新塑造,进而形成基于知识、信仰与坚强意志的文化战士的自我身份定位。抗战强化了作家心灵与现实碰撞的激烈程度,促使他们用怒火与血表达对侵略者暴虐行径的愤怒,对战火纷飞中生命价值的反思,对生死存亡之际民族灵魂的自省,使他们将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为文字从笔端倾泻而出。

“觉醒”与“解放”的距离——“五四”个人文学观反思

五四时期的"个人的崛起"应在"觉醒"与"解放"之间作出区分。在对各种权威的反叛中,个人被唤醒并试图去感知自我差异化的"心理体验"以及置于这种差异之上的个体价值。新旧交错的时代为个人提供了价值多元、较少强制的文化氛围,但是从觉醒到解放的进程远非一帆风顺,因为预期中的解放没有如期到来,取而代之的却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茫然。究其原因,这一时期被建构的个人观念仍然歧义丛生,并因缺乏规范而存在一些先天性的方法论缺陷。

周作人散文文体特色研究

周作人的散文体式具有变中求胜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全无描述它的可能。周作人散文从外在形式上看是散漫随意的,随意中却遵循着某种共同的生成规律;从抒情形态上看是沉郁内敛的,内敛中也有个人感情的明确传达。究其原因,周作人的散文理念是相当博杂多源的,而博杂中却又贯穿着统一的指向,概而言之这一指向即散文抒写的真实简明。

言说、意义及其关联——简论语言秩序与民族性格的统一性

族群文化所建构的整体性为解读文学言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个人的言说看似零散实际却有规可循 ,因为它始终接受着语言秩序隐秘地引导。语言秩序与民族性格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统一性 ,二者在族群文化提供的广泛领域内相互促生、融合 。

质疑意义:《故事新编》的思维与言说

“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场意义深刻的语言范式革命,鲁迅的思想探索与文体试验对于推动这一场革命自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在对死亡之阴影逐渐攫取飞扬之生命的细微体验中,晚年的鲁迅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了个人与世界之张力。《故事新编》确立了关于个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广泛的质疑性思维模式,对生存的意义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索,同时也完成了一种质疑性的意义表达方式的建构。

依附与挣脱:鲁迅小说体式创新研究

鲁迅为后人提供了小说体式创新的范本,他颠覆传统也超越自我,创造经典又拆解经典。在关于小说体式的广泛实验中,他深入地探究了小说与故事的关系,以及故事与传统的勾连。对鲁迅小说体式创新的考察无疑能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个文体家的价值,尤其是感受他那以最为自由之手笔创造崭新的小说形式的心灵探险。

规范化与开放性——关于民族地区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始终不曾放弃规范化的努力,但是规范化并非没有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变迁丰富性的流失在日常教学中正日益加剧。规范化须与开放性有机结合,丧失开放性的规范化与画地为牢毫无二致。民族地区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须尝试向本土文化开放,如此则庶几可以使课堂教学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文学的逻辑--五四新文学观念研究

作为文学史的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基于文学史的革命逻辑,五四白话文则试图展现一幅摆脱革命逻辑约束的五四文学新景观。五四白话文是五四时期多种文学参与力量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的整个过程中充斥着偶然与必然,有序与无序,革命与改良的纠缠。研究五四白话文的目的在于为五四文学寻求文学性的文学史定位,尝试构建复杂的文学史观,探寻以科学观念指导下的宽容心态切入文学史研究的可能性。

冲破文言秩序的罗网——兼论五四学人的全面反传统态度

语言秩序与民族精神应该是互动的 ,而远在“五四”时期之前 ,文言秩序已获得了一种鲜明的制度性特征 ,成为民族精神的禁锢。它剥夺他人说话的权力 ,排斥他种对世界的解释。五四学人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全面反传统的态度 ,从语言批判到文化反抗彻底打破文言秩序 。

与生活对话——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性

与生活对话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崇高理想,平民化一向被认为是走向生活的有效选择,但是百年文学的发展表明平民化的对象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厘清。是精英或者大众?是对抗还是认同?总之重新切入当下的生活是中国现代文学尚未完成的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需要中国现代文学给自身一个正确的定位,并有效地调整姿态,改变策略。

钱玄同与现代小说批评话语

现代小说批评话语的构建曾经是《新青年》同人的重要议题,钱玄同积极参与并因其基于语言的小说批评而独树一帜。他把国语建设与文学创作贯通起来,以明清迄于民初的小说创作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其"肤泛语"与"过火语"的充斥,剖析其语言之所以缺乏质感的内在原因,并把批评锋芒直指其文学趣味中的复古倾向。现代小说发展的第一步是翻译,第二步是新作,而鼓动鲁迅为《新青年》撰稿则是其小说批评话语的具体实践。

探访意义:“五四”白话文的诗学建构

文言的衰微为白话提供了必要的活动空间,在文言文的废墟上“五四”白话文运动顺理成章地建构了“五四”白话文诗学。“五四”白话文学在语言范式革命的推动下确认了自我的本质特征,从文学语言、文体形式与文学观念三个维度初步完善了关于自我与世界的言说方式,“五四”新文学也因此成为一种根基深厚的存在。

汉语审美性的断裂与延续——钱玄同废除汉字思想流变考

五四时期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曾招致许多非议,事实上其文字革新主张在汉语应用的现实中是不断修正的,从废除汉字、汉字革命到减省汉字笔画,其间万国新语、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母与简体字的取舍等问题又互有穿插。迄今为止汉字改革仍然属于争议性话题,梳理钱玄同文字革新思想的来龙去脉是必要的,其意义不仅在于厘清历史功过,也在于应对现实中的问题。

参与彰显价值——钱玄同与“五四”文学语言建设

在新的文学语言建设中"五四"学人各自担当了不同的角色,或首倡或参与,地位与贡献不可一概而论。作为重要参与者之一,钱玄同热情响应胡适、周作人等的思想主张,并就文学语言的开放与兼容、真切与精确、普及与适用等关键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发挥。即如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血液,古语、方言、外来语在白话文中高下有别,民间文艺乃口语与书面语之中介,以及唤醒民众须以接近言语之自然的语言等等,无不有益于一种新文学语言观的完善。草创固然寓有拓荒之功,但滥觞也并非全无意义。

精神唤醒与身份证明——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下境遇

中国现代文学所遭遇的五花八门的责难与当下时代主题的蜕变密切相关。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人们享受着基于自由市场、技术效率与个性多元的超级自由,与此同时又致力于回归传统,试图为极端个人主义迷途中的个体寻求身份的证明,这是现代社会进入超级阶段的重要症候。由于与当下阅读期待存在背离,中国现代文学正在有意无意地被时代遗忘,但是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它无力适应阅读趣味的非标准化追求,已完全丧失与当代生活对话的能力。

民族地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模式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生活的疏离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唤醒教学过程中沉默的学习主体须重构学科基本知识构架与专业侧重点,使其重获参与当代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而研究改变过去单一的教学模式,创设有助于意义建构的学习环境尤为关键。边远民族地区的专业课教学则需兼顾融入专业教学主流与突出地域民族特色,二者缺一不可。

五四新文化运动言说语境中的“偏激”修辞——以钱玄同等为中心

如何理解以钱玄同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先驱"反传统"的"偏激"?一方面,这确实表明了五四先驱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一种在斗争中的表达策略。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好似一场关乎到生死存亡命运的群体大辩论,新旧阵营各属于辩论的正反方。既为大辩论,为了取得辩论的效果,就应该采取辩论所需要的表达方式,"偏激"就成为正方辩手所采取的最佳表达方式之一,而这显然是一种特定言说语境中的修辞策略,不可以作脱离特定语境的僵化式理解。当然,在策略的层面,新文化先驱"偏激"地全盘"反传统",而在具体操作实践的层面,他们对传统文化多采取辩证取舍的态度,既有批判,也有肯定,既有破坏,也有建设。

五四新文化运动言说语境中的“偏激”修辞——以钱玄同等为中心

以钱玄同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先驱"反传统"的"偏激",一方面表明了五四先驱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一种在斗争中的表达策略。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好似一场关乎生死存亡命运的群体大辩论,新旧阵营分别属于辩论的正反方。既为大辩论,为了取得辩论的效果,就应该采取辩论所需要的表达方式,"偏激"就成为正方辩手所采取的最佳表达方式之一,而这显然是一种特定言说语境中的修辞策略,不可作脱离特定语境的僵化式理解。在具体操作实践的层面,五四先驱对传统文化多采取辨证取舍的态度,既有批判,也有肯定,既有破坏,也有建设。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了"重评五四"的思想潮流,一些学者对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作出严厉批评,但如果能还原到特定历史现场和言说语境,把"偏激"视为五四先驱所运用的一种具有修辞性质的表达策略,那么,我们对五四先驱的文化激进主义的评价也许就不会过于苛刻。

现代散文体式的建构与解析——散文写作行为论

文体"四分法"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对于散文体式特征的认知,现代散文因其公共文体资源相对缺乏,并不能与诗歌、小说及戏剧简单比照罗列。五四散文写作以反叛的姿态拒绝了桐城文章所承载之"物"及言说之"序",从《新青年》到《语丝》,散文体式的创新呈现多个向度,有和颜悦色的絮语漫言,也有尖锐犀利的投枪、匕首,在生命冲动的外化中散文的文体气质被强化了,现代散文体式建构则因此而落实于面对思考它的意识的意义整体的"形式"。散文形式研究无疑需要另辟蹊径,而从写作行为入手也许是进入散文特殊形式空间的一种更为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