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下化石燃料的投资条约规制

为实现《巴黎协定》的碳中和目标,各国需有效推进化石燃料供应侧的碳治理,但该治理与投资条约之间存在冲突。为此,首先需要妥善缔约,设立联合解释机制,明确化石燃料供应侧碳治理的特殊性,将其与条约义务分开,并赋予东道国运用拒绝受惠条款的权力;其次需要妥善释约,特别是针对老一代投资条约,投资仲裁庭可运用比例原则和警察权力原则来解释条约义务,以平衡双方利益。这些措施有助于缓解化石燃料的投资治理和碳治理之间的冲突。

用于SiC中子探测器的幅度脉冲调制电荷灵敏模拟前端电路设计

针对SiC沟槽型中子探测器输出的极其微弱的电流脉冲信号,设计了一款专用四通道读出集成电路。每个通道由高增益高带宽电荷灵敏放大器、高阶整形电路、峰值保持和时间检测电路组成,优化了电荷灵敏放大器(CSA)反馈回路,提高了增益线性度,避免了漏电流流入对基线的影响。电路能够快速响应输入信号,实现对能量和时间信息的提取。电路采用0.18μm CMOS工艺完成设计,实现了版图设计,后仿真结果表明,系统等效输入电荷范围为1.14 fC~22.35 fC,电荷转换增益为71.19 mV/fC,非线性误差在1.6%以内,等效噪声电荷为22 e^(-)。电路具有高增益高线性度的优点,能很好针对SiC沟槽型中子探测器输出电荷信号的特点,对其进行专用读出放大。

论国际投资仲裁的合法性危机及中国的对策

由于缺乏公正性、连续性,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晚近陷入了合法性危机,相关国家、学界都对其是否适合解决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国际投资争端感到怀疑。美国、加拿大两国已率先针对国际投资仲裁的上述沉疴进行了初步改革。面对这一现状,中国应该采取双管齐下的因应之策,尤其是在对ICSID仲裁管辖权的接受范围上,回退到原来的部分接受模式中来,采取以一揽子部分接受为原则、逐案酌情全盘接受为例外的立场。

WTO环境货物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及我国的对策

由于南北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目前WTO成员对环境货物的界定方法和界定标准问题意见不一,谈判陷入僵局。我国的法律对策应为:在摸清家底的情况下提出鲜明的WTO谈判主张,只同意就我国在贸易利益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少数环境货物展开自由化;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方法绕开WTO谈判的僵局,直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区域性的环境货物贸易自由化。

晚近美式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传统知识保护研究

由于WTO/WIPO框架内的传统知识保护谈判陷入僵局,晚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谈判场所悄悄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内。美式自由贸易协定已率先迫使发展中国家承认:发明人在专利申请过程中无义务披露传统知识来源、提供有关事先知情同意和惠益分享的证据;通过合同方式就可以充分保护传统知识。上述协定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先例意义。发展中国家应拒绝将传统知识保护问题纳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继续谋求在WTO多边框架内解决该问题、加强彼此之间的区域合作。

中国-东盟框架下国际投资法律环境的比较研究——以《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签订与生效为背景

尽管《中国-东盟投资协议》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范围内首次创建了统一的国际投资保护规则,但其亦使该区域内的国际投资法律环境越发复杂。经比较可知,在受约束的国家行为种类、投资仲裁的可援用性,以及投资待遇等方面,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投资保护水平都因国家、因条约而异。应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完善,并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废止此前签订的各项双边投资协议。

中国—东盟投资便利化法律机制研究——以中国（广西）自贸区建设为背景

作为与投资促进、投资保护、投资自由化并列存在的同位概念,投资便利化对于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非凡。中国—东盟投资便利化法律机制包含了重要的投资便利化因素,但仍存在如下重大缺漏:“碎片化”状态阻碍自贸区内投资便利化水平的统一与提高,未设定投资便利化牵头机构或者联络点、协调机构,未建立利益相关者在投资规则领域的建设性参与机制,投资便利化国际合作架构中缺乏定期协商机制。因此,需在借鉴上述各方面之成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予以完善。

越南——欧盟自贸区投资上诉机制研究

晚近随着BIT的勃兴以及投资仲裁案件的激增,投资仲裁方式在解决投资争端方面的不胜任局面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探索建立某种投资上诉机制,而越南—欧盟自贸区的投资上诉机制则首开先河。该机制促进了投资争端解决的公正、提高了投资争端解决的效率、缓解了投资争端解决的严重不一致现象。我国在与欧盟商签BIT,以及与东盟完善2009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之时,不可不就是否接受甚或如何接受该投资上诉机制予以足够的考虑。

东盟国家晚近植物品种立法价值取向研究

东盟六国晚近陆续颁布了以育种者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的《植物品种保护法》。由于除新加坡外,其他东盟国家均是生物技术力量薄弱、未开发植物遗产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国,上述立法将使这些国家所保护的植物品种主要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本国农业研发受到窒息、本国植物遗传资源流失,而此类立法所带来的利益却极为有限,因此,东盟国家晚近植物品种立法的育种者利益最大化价值取向整体失当。

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高等教育服务的国际法规制

因高等教育服务兼具公共服务属性和商业属性,也因GATS不成熟,GATS项下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一些国家正转而谋求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解决该问题。晚近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虽在具体承诺义务、相互承认对方的学历和专业资格义务方面有所突破,但在自由化范围和国内规章等方面,却远比GATS谨慎、明确,体现出侧重为政府保留提供公共服务的政策空间的趋势。我国虽已在《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定》等双边框架下开始寻求对政府的此类政策空间予以保障,但却考虑不周,当前不但应妥当限定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范围,将公立大学所提供的服务排除在相关协定的调整范围之外,还应根据缔约对象的不同而为我国保留不同的国内管制权。

ICSID仲裁撤销制度比较研究

根据《华盛顿公约》 ,当事人对ICSID裁决不服的 ,可以援用撤销制度来请求撤销该裁决 ,故ICSID仲裁撤销制度专门维护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间的国际直接投资争端裁决的公正性 ,对当事人双方均极为重要。从比较法的观点来看 ,ICSID制度与《华盛顿公约》内的其他救济制度相比 ,“中心”仲裁撤销制度所针对的情况最为严重 ,所可能产生的结果最为严厉 ;比之于一般国际商事仲裁撤销制度 ,“中心”仲裁撤销制度的法律根据、撤销理由、撤销机构则较为统一 。

日落条款启动背景下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的国际保护

印尼BIT中东道国并无足够的正当规制权,矿业领域投资仲裁案件引起国内普遍忧虑。2014年起,印尼渐次终止了26个BIT,日落条款纷纷启动。中资企业在印尼的投资面临如下国际保护障碍:保护网络可预测性差、保护真空不断扩大、保护水平不敷其用。应从两个层面入手采取对策:在国家层面及时推动替代性协议的完善;在企业层面善用国籍规划,必要时申请母国外交保护,多管齐下妥善管理投资争端。

论目标公司反收购制度的立法模式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目标公司反收购立法模式,主要有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而我国尚未构建目标公司反收购制度,尚未决定采纳何种模式。由于英关模式对敌意收购采取趋利避害的态度,德日模式则采取根本杜绝的态度,而敌意收购对公司治理有利有弊。结合我国的国情,我国似应采纳英美模式的目标公司反收购模式。

传统知识保护之争中的非政府组织

由于世界性非政府组织对传统知识保护问题关注不够且与传统知识持有人之间存在摩擦、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又受到数量不多、经费不足的严重制约,故在协助发展中国家推动传统知识的国际保护方面,非政府组织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的议题表述模式研究,鼓励本国的土著、本土社区组建非政府组织并与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展开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经费的"开源"与"节流"。

我国遗传资源立法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以《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为中心

国家知识产权局2006年公布的《专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有关遗传资源的规定在事实上降低了对涉及此类资源的专利权的保护水平,但这些规定并不会严重损害我国的外商投资法律环境,虽然短期内我国在制药业、动植物品种培育业等与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紧密相关的行业的外资流入量可能会有所降低,但从长期来看,我国这些行业的外资流入量并不会受到实质影响。

国际法视野中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自由化

因高等教育服务的特殊性,也因《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不成熟,在高等教育服务贸易领域,迄今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WTO成员承担了具体承诺义务,且附加了种种限制性条件。遗憾的是,我国提交的具体承诺清单却未能将公立大学所提供的服务排除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制范围之外。然而,高等教育不但具有商业属性,还具有公共服务属性,作为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中流砥柱,公立大学的命运不应完全由贸易利益决定,故我国应采取适当措施予以补救。

论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对国际法本科教学的促进

由于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案例系由经验丰富的国际法学专家精心设计,其内容紧扣国际法学热点问题,题材新颖,问题棘手,涉及面广,且学生在应用国际法理论知识进行分析时不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强权因素,又由于此项赛事完全以英语进行,因此,将该赛事与国际法本科教学相结合,不但可以促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国际法,而且还可以增进双语教学的实效。

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的转移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策

由于在WTO/WIPO多边谈判中遇到强大阻力,发达国家近几年来将国际知识产权谈判场所转移至双边谈判框架。该框架下的谈判实力失衡格局和互惠原则已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了高于《TRIPS协定》义务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如下应对措施:加强区域合作、积极协助非政府组织建立区域性网络、谨慎做出是否与发达国家开展双边知识产权谈判的决策、在谈判过程中主动提出可行方案。

论主合同债权让与仲裁条款的影响

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典型国家,原则上主合同债权让与都会导致仲裁条款自动让与。我国《合同法》和《仲裁法》对该问题并未做出必要的规定,在将来的相关立法中,我国应该明确写入如下内容:在主合同债权让与的情况下,如无相反约定,并且主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具有人身属性,则该仲裁条款自动随之让与。

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条约治理:冲突与协调——以碳中和目标为背景

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而采取的可再生能源激励措施,与贸易条约、投资条约共有的非歧视待遇、业绩要求规则相冲突,且冲突情形因所处条约框架之不同而不同。这一冲突源自气候条约与经济条约之间、两类经济条约之间的制度隔离。协调上述两对条约关系,使之形成气候治理合力,可着重从经济条约框架入手:在WTO框架下重启《环境产品协议》谈判,并争取永久性的气候治理豁免;在其他经济条约框架下完善非歧视待遇、业绩要求规则,并视情况采取完善序言、增设专章或专条等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