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古文学派与莲池书院

声应气求,物以类聚,志同道合,人以群分,这派系的活动是古已有之的。特别是在士大夫中间。不过,有的偏于政治,有的重在学术,有的单讲文字创作,也有混合着说的,由于目的不同,于是称谓各异罢了。

“灵”的飞扬与“色”的绚丽——美在《屈赋》的我见

“美”大也,与“善”同义,“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我们是“真·善·美”的一元论者。就是说在谈文学艺术性的时候,未尝不包括它的思想性和科学性,因为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义理、辞章、考据”并重,对于《屈赋》也不例外。

徐文长论

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明朝嘉靖(世宗朱厚熄)万历(神宗朱翊钧)年间,会稽山阴(即今浙江省绍兴县)出了一位文学怪杰,徐文长,渭(1521—1593).他能书善画,诗美、文佳,突破了前后“七子”的范篱,在生活上也有许多不与人同的行谊,至今江东一带,还流传着一些口耳熟悉的徐文长的故事,即可概见.按《明史:徐渭传》及陶望龄、袁宏道所作《徐文长传》,尤其是文长自己的《自为墓志铭》中,我们知道,徐文长,名渭,初字文清,别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或署田水月,山阴人出身于一个地方官吏的家庭,他的父亲徐(?),“廉勤谨慎,夙夜靡遑,自光禄徒东平”终四川夔州府同知,文长其庶子也.生正德辛己(明武宗朱厚照在位之十四年)二月四日,百日父即弃世,养于嫡母苗氏,凡十有四年母略知书,持身严毅,治家有方,教育(?)长,竭尽心力(?),依于伯兄淮(字文(?)与仲兄潞字、文邦。

漫话《三国演义》中的“桃园弟兄”

金人瑞认为《三国演义》独特的艺术成就是尊蜀汉为正统,三国人才奇绝,指出曹操是奸雄,严诛乱臣贼子,他将《三国演义》和《春秋》等量齐观。《三国演义》贯穿着正统思想,与曹操对立到底,对“爱民如子”的人一意表扬。蜀汉集团为共同的奋斗目标相结合,被称为“桃园弟兄”,是为人民所拥护的、正义的、团结的、战斗的、胜利的政治集团。刘、关、张三人自结拜后,历经生死患难,践行桃园誓言,信守桃园大义。“桃园弟兄”应增加诸葛亮和赵云,赵云武艺高强且极知大体,怀揣忠信大义,领会人民疾苦。诸葛亮被列为桃园集团核心成员,扮演军师形象,善于“将将”且“忠贞报国”。桃园集团战无不胜的主要原因是发挥了集体主义精神。《三国演义》的主题是“桃园”思想,正面人物是“桃园”人物,中心故事是“桃园”故事。桃园故事体现人民的优秀品质、中国文学的传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缅怀顾羡季先生

五十年代初,余与顾羡季先生同执教于天津师范学院(河大前身)之中文系,开古代文学课,合作无间甚相得也。先生光风霁月敦厚温柔,长余八岁,余每尊称之为顾老,亦以其为北大同门也(先生先余数届毕业于外文系),先生亦昵呼余为魏兄。先生教学多方,博雅渊深而善于取譬,谈笑风生、使人解颐。愿学焉而渐才有未逮,课外谈叙尤多裨益。

喜见傅山批点汲古阁崇祯本《唐诗纪事》残卷有记

五六年秋,访书于天津劝业场,偶得阳曲傅青主(1607—1684)批点过的汲古阁毛晉刻印之崇祯本《唐诗纪事》残卷廿一册,不禁大喜,如获至宝。盖青主乃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思想家、博雅君子、多才多艺,兼通经、史、诸子,释氏道家,以及诗文、书画、金石、医术,无一不精。尤可颂者,明亡抗清,强隐不仕,与当时的爱国志士,汉学大师顾亭林(1613—1682)相媲美,南北呼应,砥砺气节。两人交谊亦极笃厚,亭林北游过晋阳时,青主即常为其居停主人。例如亭林有诗酬之云: 为问明王梦,何时到傅岩?临风吹短笛,(?)(音zhuo,(石斥))雪荷长(?)。 (白木柄),老去肱频折(行医),愁深口自缄。相逢江上客,有泪湿青衫! (《顾亭林诗文集四、赠傅处士山》)

桐城古文学派小史(续完)——第三章 集大成者——姚鼐

桐城派的家法和努力,到了姚鼐方才完成、扩大,这是桐城作者所公认的。如陈用光说:“望溪理胜于辞,海峰辞胜于理,若先生理与辞兼胜,以视震川犹有过焉”。(《太乙舟文集》卷七《姚姬传先生七十寿序》)管同亦言:“夫先生气节、道德,海内所知,兹不具论。其‘文格’则受之刘学博,而‘学’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学识深远,所独得者,方、刘不能逮也。”(《因寄轩文集》)

错注三则

《庄子·外物篇》中有段“庄周贷粟”的故事,其文说:“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注说:“释文说苑作魏文侯”.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疏说:“监河侯,魏文侯也.”王光谦的“注”是多余的,因为“释文说苑作魏文侯”不但不是对“监河侯”

桐城古文学派小史(续一)

刘大櫆字才甫号海峰桐城东乡人,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卒高宗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年八十一(《清史列传》吴定撰墓志铭均作卒于高宗乾隆四十六年,年八十二,此从《三续疑年录》及《刘氏家谱》)姚鼐《刘海峰先生传》云:海峰生而好学,读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余入京师,当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于京师矣,见海峰大奇之,语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刘大櫆,乃今世韩欧才也”.自是天下皆闻刘海峰.然自康熙至乾隆数十年,应顺天府试,两登副榜,终不得举.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十五年举经学,皆不录用.朝官相知,提督学政者率邀之幕中阅文.年愈六十乃得黟县教谕.又数年去官归枞阳.不复出.卒年八十二.

桐城古文学派小史

古文到了“桐城派”,的确通顺简朴了。不过,文章的构成,有外形亦有其内质,通顺简朴,只是桐城文的外形,要想认识它们,还须考究它们的内质——所反映于文章上的思想是什么。桐城派的思想,是:宋学的延续,程朱的再生。他们不但重视“词章”,同时也研讨“义理”。这是什么缘故呢?

《诗》《佹诗》荀·屈两赋的渊源试探

《诗》有“二南”吟及江汉(《汉广》、《甘棠》、《江有汜》)南冠羁客可奏楚音,而郑庄《大隧》之赋,孔子去鲁诸歌,何莫非南声之变?盖“赋者铺也,不歌而诵”,它崛立于楚地,与“诗”并称,并非“六义”的附庸(班孟坚的说法有问题)。良以春秋时各朝聘,士大夫多赋诗言志,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否则有辱君命,但是这“言”的根本,并非只是“风雅”,《三百篇》外,还有“(?)辞”(类似谜语)用以表达自己的意旨,测验对方的智力,“(?)辞”也有底本唤作“隐书”,不熟悉它,回答问题便对不上号。特别是到了战国,荀卿称之为“佹诗”(佹音Kuā,读如诡,盖以诡异激切之辞,言天下不治之意者也),据说是作给楚国的当政者春申君黄歇看的,以此得为楚之兰陵令(兰陵,地当为今之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

唐六如评传

唐六如名寅,字伯虎。世居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趋里。其父广德,母丘氏。六如于成化（明宪宗）六年（公元一四七○）二月初四出生。那年岁值庚寅,所以名寅字伯虎,又字子畏,自号六如（佛家语也,亦曰六喻）。《金刚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以梦、幻、泡、影、露、电六者,喻世间一切无常也。

先秦諸子的“名學”問題

先秦諸子的“名學”在中國文化史上蔚爲奇葩。孔子的“名學”自識字、訓詁而起,以“正名”爲切入點,對周代的禮樂制度進行了“托古改制”的改造,闡發了自己的倫理、道德、政治、軍事、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墨子的“名學”則一方面通過訓詁文字傳達了幾何學、光學、機械等方面的科學知識,另一方面也與公孫龍子的名實論有共通之處。而且,墨家的“三表法”是中國最早的“邏1學”“三段論法”,而其目的仍然是正名以平治天下,且在理念上與儒家多有契合之處。孟子和荀子都繼承了孔子以文字訓詁的方式給倫理學説正名的特點。孟子的名學主要體現在他的“知言”與“邪詖淫遁”之説,從論辯的角度,發展了名學和儒家思想。荀子的《正名》極大地發展了名實感應之説,總結了“製名”“命名”之要,對於先秦名學推動巨大。二人一重“仁義”一重“禮”,均與孔子一脉相承。老子雖號稱“虚無”,然其概念名詞之界定與使用,本身也是對“名學”方法的運用。莊子對語言的性質和作用分析得非常深刻,反對過實的“巧言”和失中的“偏辭”“溢辭”。但是莊子過分强調是非觀念的相對性,實際源於缺乏客觀標準,以至於消解了語言文字的意義。韓非子强調循名責實,以爲刑賞法制奠定理論基礎,其《揚權》《説難》《難言》等篇,對時人游説之難作了深刻的分析,正是語言在實際運用中的困境。尹文子强調正名,注重“名以正形”,提出了“三科”“四呈”之説,并與法、術、權、勢聯繫起來,具有一定的“刑名”學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