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叔孙通到董仲舒:西汉前期儒学与统治结构的变迁

西汉前期的儒学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结构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为了顺应时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儒者们有意识地强化了先秦儒家理论中有利于稳固政治结构的一面.通过考察叔孙通的“起朝仪”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如何完成“守天下”的任务,可以看到作为思想的儒学究竟如何影响当时的政治秩序和统治结构.综合来看,将西汉前期的儒学定位为政治儒学应是比较恰当的,在儒学与政治的互动之中,双方达成了一种双赢互惠的局面.

诚体与动静:再论周敦颐对理学的奠基——以《通书》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在宋明理学的传承谱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借由《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所抛出来的无极太极之争也成为理学史上引发无数讨论的一桩公案,但也正因如此,历来对周敦颐的理解和阐释多聚焦在《太极图说》的相关问题上,而《通书》中所包含的更为广阔深邃的面向则较少被展开。文章以《通书》的文本为主,从立儒家本体(诚体)、举理学纲目(动静)、阐圣人幽微(学圣)三个面向探求周敦颐对儒学的构想如何深刻影响宋明儒学。《通书》所具有的典范性和开创性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敦颐为何会被推尊为理学之开山。

湛甘泉的万物一体思想——兼谈心学万物一体论的两种形态

在湛甘泉与王阳明的学术交往中,万物一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命题,学界对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有过充分的研究,而对湛甘泉的万物一体学说关注较少。王阳明侧重从主体良知的角度理解万物一体,十分重视良知发用与感应之几,由此说明万物一体的实现方式与实践可能,这是一种强调主体性、重视境界论的思路。湛甘泉的万物一体思想更加重视一气流行下的自然延伸和扩展,用“气”所带来的普遍性及其所具有的贯通、感通等特质说明万物一体何以可能,这种理论进路更偏重对存有的状态进行说明和体会。在湛甘泉的思想中,正是由于万物一体,所以可以随处体认天理,一气流行和天理呈显是一体的,由此也能理解他与王阳明在“心”“物”问题上的争论。

阳明论象山“只是粗些”说检证--兼论阳明的格物说

王阳明在与陈九川论学时曾评论象山之学“只是粗些”,但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说明象山之学到底“粗”在何处,于是学者们都试图对这一“粗”字的隐而未发之意进行补足。无论从学问的总体风格上来理解这个“粗”字,还是从具体的论学方式入手指出象山粗在未能知行合一,都没有考虑到阳明当时的思想动态以及与九川论学的前后语境。阳明所说象山“只是粗些”,“粗”就粗在格物致知及其工夫,这一问答上可追溯至阳明正德十年龙江论格物,下可延及于正德十五年虔州辨良知,只有在这样的脉络中,这一“粗”字之意才能被正确理解。

罗钦顺对朱子“理一分殊”说的继承和发展

在宋明理学发展的过程中,“理一分殊”一直是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个命题最早由程颐回答杨时的问题时提出,后来程门弟子对此亦有所论述,南宋的朱熹在此基础上将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挖掘得更为深入,涉及的面向更为广泛。到了明代,心学逐渐主导了学术界的讨论,程朱一脉虽然仍有传承,但已逐渐式微。

从“别有一物”到“自有安宅”——重思朱子“中和旧说”的发展

乾道丙戌与己丑的两次“中和之悟”被认为是理解朱子思想的关键节点,但是,朱子的思想如何从“旧说”一步步发展到“新说”,这中间的过程学界尚缺乏充分而完整的讨论。文章以“中和旧说四劄”为核心文本,将其区分为三个主要的义理层次:对于“未发”的安顿,对于“已发”的描述,对于“主宰”的寻求。这三个层次就义理形态上来说有着各自的独立性,但是在“中和旧说”的系统中又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此基础上,“中和旧说”的发展并非单线条、直线式的思想演进,而是朱子多重对比后的选择,由此可以显现出“中和旧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和新说”产生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