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琐谈——以古代文学方向为例

本科毕业论文是本科阶段学业的一项总结。观点、材料、方法、角度等任何一方面,只要有所创新,这篇论文就是有价值的。要写出一篇有价值的论文,至少有四条路径,即细读文本、爬梳资料、跨文本意识、跨学科思维。写作过程中,模仿前人、查找文献、文字表述等方面,存在一些常见问题值得注意。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是一项实践性强的教学活动,其中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还有待作者在实践中体会和摸索。

“书院与文学”研究:现状、空间和路径

近一二十年来,书院文学史料整理和书院文学专题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今后的拓展空间,在史料整理方面,“清代书院课艺总集丛刊续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续编”“历代书院艺文志汇编”“中国书院诗词续编”“历代书院文学资料汇编”等皆有可为;在专题研究方面,个案、地区和时段,都有若干空白可以填补。历代书院的大多数文学作品不存在“经典化”的过程,而这种“非名家名著”的性质,正是“书院与文学”研究的价值所在,由此可以呈现特定群体、特定阶段文学活动的一般状态。至于具体的研究路径,可以书院文学活动和书院教学文体为例略见一斑。总体而言,“书院与文学”研究融合教育史与文学史,是有较大生长空间的学术领域。

古代书院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举措——兼论其对当下高校人才培养的启示

古代书院教育面临的问题,大多缘于科举考试的压力。当下高校人才培养的问题,多与升学和就业形势相关。其一,学习目标方面,古代有人读书只是为了考功名。书院鼓励生徒立志成圣贤、做好人,并在日常行为中躬行儒家伦理规范。现今有人读书只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学校可从日常生活着手,引导学生养成底线意识和家国情怀。其二,学习内容方面,古代有人只读应试之书以致学识鄙陋。书院提倡研读四部原典,旨在培养博雅通儒。现今有人大学阶段主要读教材,较少深入研习原典。学校除了日常引导外,可在考试设计方面做探索,将分数与博识相关联。其三,学习方式方面,古代有人想通过时文选本、考点类编走捷径,但实际上成功的概率很小。书院引导生徒拒绝二手和碎片化知识,反而有利于科举成功。今天有人以绩点、证书为急务,忽视自由探索、独立思考。学校和用人单位皆有必要重视基础和潜力,切勿过于急功近利。要之,教育理想和人生现实之间,如何找到最佳平衡,是古往今来一直在求解的题目。

清代书院的知识结构——以阅读指南、课业设置和考课题目为考察视角

清代书院的知识结构,大致包括"俗学"、"古学"、"新学"三个方面,即时文类书等应试之学、传统四部之学、晚清时务泰西之学。具体情形,可由书院的阅读指南和课业设置获知一二。书院士子的知识广度,主要体现在古学和新学方面,这在经史词章类、时务西学类课艺的题目中,有具体而直观的呈现。总体看来,清代书院提倡读经典为主、读类书为辅,反对庸烂时文和二手知识,对卑俗的应试学风有纠偏之功,有助于士子建构健全的知识体系;清代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是积极的良性互动,而不是消极的"附庸"。

课艺总集:清代书院的“学报”和“集刊”

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多为连续出版物,或具有连续出版物的刊行初衷。刊期短则一季,多则一年或数年。经费充足与否,会影响刊期。发表周期多为一年至五年,也有十余年的。用稿率以10%~20%居多,偶见＂关系稿＂。时文的用稿标准是＂清真雅正＂。题目多为官师所拟。一般全文刊登,也偶有＂论点摘编＂。多经润色,并附录评点。有的以袖珍本刊行,有的宣称＂翻刻必究＂,标出定价,附载广告。稿费已在膏火费中预支,优秀作品可被转载。从本质属性和诸多要素来看,书院课艺总集实开今日＂大学学报＂、＂学术集刊＂之先河。

书院课艺:有待深入研究的集部文献

现今存世的清代书院课艺文献,其形态有三种:原件、别集和总集。总集是清代书院课艺的主要形态,今存世数量约在200种左右。除了上海格致书院、广州学海堂、杭州诂经精舍、江阴南菁书院等少数著名书院的课艺之外,尚有大量书院课艺很少甚至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将书院课艺文献纳入学术视野,不仅可以避免某些误读,还可以建构若干重要的大判断,从而拓展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清代书院的职业学者及其贡献

清代书院的职业学者主要是指以教书和撰述为职责的山长,同时也包括以学术训练为主要任务的生徒.书院的养士制度,为职业学者的产生提供了经济保障.作为职业学者的山长,引领读书风气,推动学术考课,维系了举业型书院的学术品格.对于学术型书院的生徒而言,书院职业学者的经历,是他们学术生涯和社会生活的起点.

晚清古学书院的教学风貌--以武昌经心和黄州经古书院课艺为中心

武昌经心、黄州经古书院,追步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考课也以明理致用为务,是晚清著名的古学书院。今存《经心书院集》《经心书院续集》《黄州课士录》三种课艺总集,可见当日考课的大致情形。经史、经济和词章,这是两书院的学术定位。课艺命题注重融入时代意识和乡邦情结,不仅培植生徒的学问之基、经世之才,也激发生徒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学术、时代和乡邦,是两书院的"情怀"所在,而举业、励志和怡情,则是书院教育目标的实现路径。两书院的课艺总集,直观而典型地呈现了晚清古学书院的教学风貌。

《中国文学编年史》抽样分析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中国文学编年著作。该书的总体特点可以由随机抽取的两个时间点——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和嘉庆元年丙辰(1796)——窥知一二。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江苏书院人物订补

江庆柏先生编著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简称《年表》）为清人疑年录的集大成之作,嘉惠学林,厥功甚伟。其中也偶有疏忽和遗漏,兹就若干江苏书院人物予以订补。

《清人别集总目》僧侣资料补正

近五年来,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藏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编撰12卷25册《中国宗教文学史》。这是国内第一部叙述中国佛教徒、道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创作的文学的通史性著作,也是国内第一部兼顾汉语、蒙语、藏语、维吾尔语、傣语等多个语种的大中华宗教文学通史性著作。课题组就《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达成了如下共识:宗教文学史就是宗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就是宗教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文学的历史。《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在文学史观上倡导三种理念:一是提倡文笔并举,二是倡导信行兼顾,三是倡导辨体研究。《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应该包含四个观照维度:一是教派史的体认,一是创作史的梳理,一是精神史的把握,一是诗学史的建构。围绕着《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课题组先后发表了系列笔谈,就《中国宗教文学史》的总体构思和具体构想展开探讨。

林则徐佚文一则

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林则徐全集》（10册），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林则徐作品总汇。笔者近来研读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发现林则徐为《正谊书院课选》所作序文一则，未收入《全集》。现加标点，辑录如下：“吴门正谊书院之建，自嘉庆乙丑（1805）始。是时缀学之士，仅半于紫阳。久之人文蒸蒸，乃每进而愈上焉。

书院考课与经史词章(1801—1904)

清代后期书院考课经史词章,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时文书院的小课,二是古学书院的专课。以经史词章课士,旨在提倡读书风气,使书院生徒不囿于时文俗学。与此同时,经史词章和举业之间仍存在诸多关联。各书院考课经史词章的侧重点或有不同,持择标准多注重文体之别,又以崇古为主导趋向。"清真雅正"是八股文的衡文标准,经史词章向之看齐,反映了书院学术、文学与科举目标的合流。从八股试帖到经史词章再到新学西学,1801年以来的百余年间,无用与致用、传统与变革,是书院的共同课题和普遍焦虑,考课内容也因此呈现出多元面向。

天道的循环与人道的悲剧——《三国演义》的讲史基调

循环的天命观奠定了《三国演义》的讲史基调。认可天命,《三国演义》也就笼罩在悲剧氛围之中:人的努力和奋斗无法改变天命;道德和正义改变不了天命;“主观”的情感倾向与“客观”的天命之间存在着悖论。

晚清回族名儒薛时雨书院经历考论

晚清回族名儒薛时雨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就积极参与地方书院事务,后来主讲杭州崇文书院、南京尊经书院和惜阴书院,长达二十年之久。他在书院史上的贡献:一是将书院景观与造士为文相联系,赋予书院景观以象征意义,在文学地理的微观理论方面独树一帜;二是有知人之鉴,培育人才众多,尤其是选拔了不少寒士,在晚清东南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三是编刊书院课艺总集达十种之多,这些总集保存了不少东南名士的书院习作,在书院文献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桃园结义”的三种读法——兼论《三国演义》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桃园结义"在《三国演义》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意义,有关它的不同解读,能够反映《三国演义》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其誓词是真话还是套话,事关小说文本的"对外宣传"和"衷心底蕴"是否一致,进而关系到小说的成书方式以及罗贯中的"主体性";有关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讨论,常常徘徊于对原著的还原理解和对消极影响的担忧之间,这是"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矛盾;无论推崇《三国演义》的精髓是谋略,抑或以《红楼梦》为参照系批评它是权术大全,"泛谋略化"和"去诗心化",皆未搔到《三国演义》的真痛痒。

《西游记》的宗教“误读”与解构性质

《西游记》是否为"辅教"之书,乃学术史的一桩公案。这一公案形成的文本原因,在于《西游记》具有似佛非佛、似道非道的表象,论争各方皆能从中找到"立"和"破"的依据。《西游记》驳杂的宗教表象是对宗教经典、人物和故事的"误读",小说也由此具备了解构主义特征。表现之一是"新的文本的产生",之二是宗教意义的消解。故而,无论视《西游记》为佛教书,还是道教书,任何试图将其定于一尊的努力,皆与《西游记》的解构性质迥不相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