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政府补贴的家电行业供应链定价决策研究

由于消费人群对于电子产品外观,功能,质量等方面提出多元化需求,各种类型的新产品应运而生。随着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家电产业就产生了诸多问题,比如耗电量过高、废掉家电处理不妥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政府根据社会生活需要推出了以旧换新的活动。本文以博弈理论为基本的工具,对政府补贴下的供应链定价决策进行分析、探讨。论文首先分别构建了政府补贴下的供应链斯坦科尔伯格分散决策模型和集中决策模型。经过分析非合作定价时让零售商负责销售的产品定价问题,将结果与联合定价时的结果比较,发现当中存在双重边际加价效应。为避免供应链中存在双重边际加价以改善整个系统失调,文中建议通过制定销售收入分享契约来综合协调管理供应链各个环节。该收入分享契约有效地改善了供应链失调的状况,使制造商和零售商共同分享利益,从而达到供应链最优绩效。在最后对政府补贴额变动对于定价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利用数值算例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针对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可以使用汉森(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FDI可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确实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之间呈非单调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提升作用就会发生显著性改变;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FDI促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系数就发生由负转正的变化,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高端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

本文采用制造业的10个分类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比率作为衡量制造业升级的指标,分别从总体和分高端服务进口两个层面来研究2003-2012年期间高端服务进口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计量分析结果显示:高端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有正向的影响,对制造业升级有促进作用。制造业升级对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极为重要,中国必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抓住机遇,注重进口高端服务,以其直接效应、要素重组效应、技术外溢效应来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服务于制造业的升级。

服务贸易限制、制度质量与国家经济增长

服务贸易作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拉动世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对一国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在梳理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7年80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服务贸易限制会阻碍经济增长,高质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够有效缓解其阻碍作用。从国别异质性角度来看,服务贸易限制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对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最大,其次是中高等收入国家和中低等收入国家,最后是低收入国家;政治制度质量和经济制度质量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行业异质性视角来看,专业服务贸易限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最大,其次是运输服务和通信服务,最后是金融服务;无论是政治制度质量还是经济制度质量对不同行业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服务贸易供应模式异质性角度来看,跨境交付模式的限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大于商业存在及自然人流动模式,且制度质量具有弱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放宽服务贸易限制,完善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均有助于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数字产品贸易限制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通过构建多产品企业模型研究数字产品贸易限制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考虑进口需求弹性,计算出数字产品贸易限制指数,探究数字产品贸易限制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渠道,得出以下结论:数字产品贸易限制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的影响显著为负,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度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新数字产品的贸易限制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消极影响大于旧数字产品;产品类型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产品中间品的贸易限制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的消极影响最大,其次是数字产品资本品和数字产品消费品;数字产品贸易限制通过降低出口产品质量、降低进口产品质量和降低新产品出口的渠道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产生消极影响。

数字贸易限制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利用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数据,分析数字贸易限制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贸易限制显著抑制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基础设施领域限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消极影响最大,电子交易限制、知识产权限制以及其他限制次之,支付系统限制不显著;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技术行业受数字贸易壁垒的抑制效果最明显;扩展分析表明,随着制造业服务化和行业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受数字贸易限制的消极影响越突出。基于此,应适度放宽数字贸易限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区域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两部门模型

本文采用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细分12个行业的数据,通过构建两部门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来自区域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利用8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从发达贸易伙伴国进口的服务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从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进口的服务对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文化距离越近,效应越显著,国家间的文化距离越近就越能促进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加入人均收入和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进口交互之后,发现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进口共同作用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国家高新区批复个数的不断增加,服务进口通过中国国家高新区的建立发展产生间接的效应,对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促进的作用。分行业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进口对于我国细分12类制造业的影响也是显著不同的,这是技术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结果。

数字并购与全球价值链升级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数据,分析跨境数字并购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跨境数字并购显著促进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跨境数字并购的全球价值链效应具有动态性,表现为第一年不显著,第二年和第三年具有积极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数字并购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积极影响最大,其次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逆向跨境数字并购对我国全球价值链的积极作用大于非逆向。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生产率效应、竞争力效应和研发创新效应是跨境数字并购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渠道。基于此,应加大对数字并购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升级。

服务贸易政策和制造业生产率:政府治理的作用

采用38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服务贸易限制对各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政府治理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服务贸易限制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国家政府治理水平的高低,服务贸易限制越低,政府治理水平高的国家的制造业生产率显著提高;较高的服务贸易限制与较低的制造业生产率相关联,其效应随着国家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而弱化。政府治理在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中的调节作用比在高收入水平国家中更大、更显著。在服务贸易的不同提供方式下,政府治理都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