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与文艺学——余谋昌与鲁枢元的对话

余谋昌：我们好久没有联系了，但我常常想念你，关注你的学术成果，好在你按期寄来《精神生态》，对你的现状多少有些了解。祝贺你总是快步前进，成果累累!很抱歉，我因有事未能参加青岛召开的“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但会后，曾繁仁教授一定要我为会议论文集提交文章，说实在话，在这个领域我是外行，希望能够就此与你交换一下意见。

困惑与突围：生态批评的空间--博士生导师鲁枢元教授访谈

后现代也是生态学时代,但生态批评的空间并不阔绰。诗意栖居与现实语境的错位和反差,给已经获得实绩的生态批评也带来困惑。鲁枢元教授坚信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学术姿态应该是生命本色的展露,认为文学与人类的精神一道蒙难并将一起复苏。脚踏大地,仰望星空,专注于生活,深情于学术,是生态批评突出重围的正途。

余谋昌与鲁枢元关于“生态精神”的通信

余谋昌致鲁枢元的信中提出一个问题，即有没有“生态精神”。余谋昌赞成生态世界观，认为地球是活的，有生命，有精神。他从六个方面简单举证说明这个问题。鲁枢元答余谋昌的信里同意余谋昌信中的论述：地球是一个活物，世界有自己的主动性、目的性；这种主动性、目的性表现为一种“生态智慧”；这种“生态智慧”的存在，印证了“生态精神”的存在。

鲁枢元专栏:琼岛札记之二——倾听言语的深渊——读《马桥词典》

“用语言写小说”,是文学教科书中的常识,也是小说家写作中的惯例;“用小说写语言”,便有些颠倒反常,就象人们看惯了“水往低处流”,突然冒出一股往高处翻滚的流水一样,让人看着惊讶。其实,从现代物理学的新观念看,“水往高处流动”“冷向热处传导”都不是不可以的。“用小说写语言”这种罕见的写作现象,如今生动地展现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辞》中,令人耳目一新。 语言写小说已经写了上千年,语言已经写出了那么多传世不朽的小说,为小说做出了那么多的贡献,小说还不该写一写语言吗?事实上却是,小说家们不但没有主动自觉地。去写一写语言,反而常常陶醉于“得意忘言”。“只见性情、不见文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言造就了诗歌、小说,而诗歌、小说却无情无义地遗忘了语言。这很不公道。文学可以写.e然、写社会、写政治、写战争、写历史、写未来、写心灵、写人性、写友谊、写爱情、写故事、写情节,为什么就不可以写一写人类所独自拥有的语言呢?我这里说的当然不是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或独白,而是作为人类本质属性的语言,作为人类文化全权代表的语言、作为人类全部活动有效积淀的语言。

鲁枢元专栏:琼岛札记之三——文学与童心——读张品成的《赤色小子》

黄埔军校旧址的那座游泳池,只是一个不足一亩见方的水池子,池水也并不深。然而,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的许多战将、元勋,如杜聿明、胡宗南、陈诚、张治中、戴笠、康泽,如林彪、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左权、黄公略,都是从这个池子中“游”出来的。最初,他们或曾并肩作战、东征北伐,结下袍泽之情;后来却又兄弟阋于墙、同室操戈、直杀得血流成河。

鲁枢元专栏:琼岛札记——现实与主义——读《海口干杯》

先前我们谈文学,谈“现实”多,谈“主义”少,而且,允许谈的“主义”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实主义”,当然还必须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后来又勉强接纳了另一个“主义”,即“浪漫主义”,当然也必须是革命的。如此一来,“主义”不成为问题,问题在于写什么样的“现实”,于是作家们只有在“题材”上动心思,题材成了决定性的东西。《保卫延安》、《暴风骤雨》、《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的成功,

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及其生态美学意义

德日进认为人类由于具备了自我意识、反思、反省的能力而超越了其他生物,代表了宇宙演化的最高水平。个体从本能进入思想的飞越,在生物圈之上生成了“精神圈”(noosphère;noosphere)。而集“雅”“善”为一体的“爱”,是将人类凝聚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宇宙能量;人类的未来也必然遵循大自然的进化规律,向着整体化迈进。德日进的宇宙精神学说约略可以视为“宇宙视野中的人类生态学”,破解了主客二分认识论,筑牢了人与地球万物共生共荣的整体论,进一步奠定了生态美学的根基。生态美学所看重的生命的关联性、互动性,审美的亲和性、和谐性,艺术活动的整合能力、创造能力,以及符号意识如何打造人类健康美好的生活等等,都可以在德日进的学说中寻获有益的启示。

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

本文指出 ,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出现三种知识系统 :神学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 ,或曰活力论的、机械论的、整体论的。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也因此表现出不同的话语方式、学科形态。当前 ,生态批评继后殖民批评、女性批评的兴起 ,意味着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之上的“文学批评的时代性转移”。

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

文学的内向性——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鲁枢元一《文艺报》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发表了我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到了１９８７年夏天，以《文艺报》为主要阵地对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我与“精神生态”研究三十年——后现代视域中的天人和解

作者通过回顾自己30年来的治学实践,对“精神生态”“生态学三分法”的来由、内涵、意义、价值及今后的研究去向进行了详细论述。文章指出:地球生物圈内,除了“自然生态”之外,还应该存在着“社会生态”“精神生态”;自然界的生态危机与人类社会的精神危机是同时发生的,解救生态危机还必须引进一个与人类自身内在价值系统密切相关的“精神维度”文章还将法国哲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的“生态学三重性”与“生态三分法”加以比照,指出东方文化中原本存在着“精神救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有可能更多地参与到构建当代世界生态文化的过程中来。文章认为人类已经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的生态时代,精神生态研究的历史使命是改善人类内在精神状况、弥合破碎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解,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祥和的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人类精神的“起始点”与“制高点”的审美与文学艺术创造活动无疑占有重要地位。

人类纪的文学使命:修补精神圈

地球已经进入“人类纪”,“人类纪”远不仅是一个地质科学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跨越了人与自然的多学科的概念,一个全体地球人类都不得不密切关注的整体性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一种充盈着生态学意味的“全球化”。而“精神圈”的存在则是“人类纪”的重要表征。人类在酿造了地球生物圈的种种危机的同时,也给地球的精神圈遗留下种种偏执和扭曲、空洞和裂隙。修补地球破碎的“精神圈”,是文学艺术在人类纪的神圣使命。

生态文艺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生态文艺学是选取现代生态学的视野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观察、分析、批评、研究的一门学科,其侧重点在于探讨文学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文学艺术中的生态思想源远流长,生态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兴起,鲁枢元教授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化,已出版著作近二十种,代表作有《创作心理研究》《超越语言》《精神守望》《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心中的旷野》《陶渊明的幽灵》《文学的跨界研究》(共三卷)以及英文版著作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A Case Study of Tao Yuanming等,主编有《文艺心理学大辞典》《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等,并主持编印《精神生态通讯》《生态文化研究通讯》,曾荣获第十三届国家图书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一届"柯布共同福祉奖"(美国)等。美国当代著名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称赞他为"中国生态批评里程碑式的人物","柯布共同福祉奖"授奖词中称他为"中国生态文艺学及精神生态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在下面的访谈中,鲁枢元教授回顾了自己治学生涯的点滴,分享了生态文艺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他认为,人类的文学活动是一个系统,文学理论研究也是一个系统,仅仅把这个系统放置在人类社会的框架内进行考察是不够的,文学研究的空间应该扩大到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来。对于人文学科而言,他相信研究的前提是人的自由意志、自然情性,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

言语活动的空间——兼谈修辞学与人类生态观念

本文认为 ,修辞学应当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 ,应当关注人类言语活动的全部过程 ,言语活动的空间就是修辞学研究的空间。而这一空间应包括“裸语言”、“常语言”、“场语言”三个层面。作者期待着新世纪的修辞学也能够拓展到人类生态学的领域中来 ,以利于当代社会精神生态的平衡与健康发展。

城市之困与环境美学——记与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的一次学术交流

本文是中美两位学者就当前迅速升级的城市化问题展开的一场对话。与全球现代化、市场化同步的全球城市化已经暴露出诸多弊端,如何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促使"现代城市"这个"工业机器模式"的大怪物向着"生态系统模式城市"转换,让城市这个"人造生态系统"更人性化,也更符合生态观念,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城市建设中纳入审美感知、审美体验的维度,以审美改造城市,让城市进入审美流动的、想象的空间,则可能在超越"工业机器模式的城市化"、建设"生态系统城市模式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在这一进程中如何避免行政权力与经济利益集团"对审美感知能力的强行征用",则是成败的关键。此外,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否注定要以抛弃田野,抛弃整个农业文明为代价?人类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两位学者也对此交流了不同的意见。

生态批评的视阈

本文从当代生态批评的视阈着手,在对古今中外大量资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就生态批评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生态批评思想史、直线社会进步论、理性主义与科技文明、生态解困与精神革命、生态政治与生态教育、重振文学艺术的自然之维诸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从而断定人类文明历史已经进入生态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因此揭开新的一页,21世纪的作家、艺术家再也不能漠视地球生态现实的存在。

中国传统自然主义文学精神的消亡——从陶渊明之死谈起

陶渊明是中国传统自然主义文学精神的代表,随着"自然"的价值与意义在中国文学思潮中的流变,陶渊明的文学地位也在随之变化。20世纪以来,在现代启蒙理性与革命政治理念的双重挤迫下,陶渊明已经渐被时代遗弃。依据德里达的"幽灵学"理论,本文作者仍期待陶渊明的精神遗传能够对自然生态惨遭破坏、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当前人类生活产生微妙的影响。

学科壁垒与学者情怀——写在《文学的跨界研究》出版之际

本文从中西学术史的对比着眼,对于"学科"的涵义及"跨学科"的时代走向进行了宏观审视。作者认为学科与学科之间并非一堵冰冷坚硬的墙壁,而是一片可以漫游的谷地,跨学科研究往往忽略了研究者的主观因素。进而,作者立足于个人从事文学理论跨界研究的经验表达两点体会:一是性情先于知识,专门的知识领域是学科跨界研究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本人的自由意志、自然情性;二是观念重于方法,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并不只是方法的引进与改造,常常为学者的预设心理状态决定,即主体生命在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看待问题的视角、视野、意图、意向,尽管不够明晰,却能够决定其关键性的选择与判断。

古典乌托邦·乌托邦·反乌托邦——读陶渊明札记

在空间上,桃花源是一个封闭自守、绝不与外交通的世界;在时间上,桃花源中的时间如果不说是停滞的,也该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桃花源正是由于守护了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才成了与外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将莫尔、培根们的"乌托邦"对照陶渊明的"桃花源",莫尔、培根的社会理想尽管各有侧重,但都是建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理性主义传统之中的;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建立在老庄哲学的社会理想之中的,如果还要将其称为乌托邦,那么西方莫尔、培根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光明的"、"进取的"的乌托邦,东方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一种"幽晦的"、"退隐的"古典的乌托邦。20世纪以来日渐强化的"反乌托邦"运动以挖苦、嘲弄、批判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启蒙主义乌托邦的"反拨",却有意无意地表达了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深切关怀。陶渊明的古典乌托邦思想在当今地球人类面临的生态时代,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及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