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立场与学术生产——以李何林《〈故事新编〉讲义》为中心的探讨

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三大奠基人中,李何林曾经的革命者身份一直受到关注,被视为其文学教学与研究事业的生命底色。然而,李何林对自家的教师身份也颇为看重,长期在高校任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作品的教学与研究,大多从教师立场出发。这在其存世的《〈故事新编〉讲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教学是李何林从事学术生产的出发点和源动力,也促成其学术书写的基本形态。

作为方法的史料——重读鲁迅《小说旧闻钞》

作为一部小说史料专集,鲁迅校录《小说旧闻钞》常常被视为《中国小说史略》的副产品。然而两书之关联,不限于分别承担小说史料和小说史论之职能,一起构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在《小说旧闻钞》的校录和出版过程中,鲁迅对史料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将杂乱纷繁的史料整合为一部系统的史料专书,有意借助史料承载并呈现自家的小说史观,作为小说史料专书的《小说旧闻钞》由此获得了独立的学术价值与生命力。该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史料读本,成为小说史的另一种书写方式,与《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一并构成史料、史论与文本相结合的完整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小说旧闻钞》不仅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史料准备,还成为后者学术思路的延展。以小说史观为引领,史料也成为一种方法。《小说旧闻钞》和《中国小说史略》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中体现出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

作为方法和范式的注解——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片论

作为鲁迅研究“务实派”的代表,李何林的鲁迅研究体现出重实证、重文本的特点。专著《鲁迅〈野草〉注解》对鲁迅最具“玄学”意味的作品集《野草》进行了“朴学”式的探究,并在对注释和解读的反复修改中不断强化这一研究策略。李何林的《野草》研究确立了鲁迅文本研究的一种范式,即通过详细的注释和逐词逐句的解读,追求文本阐释的准度而非深度。这一保持学术底线而不奢求上限的研究立场,使李何林在教学与研究、普及与提高、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朴学与玄学之间做出了取舍,其成败得失均体现出重要的学术史、思想史和精神史(知识分子心灵史)意义。

鲁迅《小说旧闻钞》校勘札记

鲁迅辑录《小说旧闻钞》作为一部史料专书,汇集宋元以降关于小说的若干史料和评论,改变了既往的小说史料书兼及戏曲的不足,成为第一部专涉小说的史料集,并与《唐宋传奇集》《中国小说史略》分别承担史料、文本和史论的学术职能,一起构成鲁迅的较为完整且完善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该书经鲁迅手先后刊行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和上海联华书局再版这两个版本,后经林辰、王永昌整理,收录于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2卷。将以上版本加以对勘,可以发现《小说旧闻钞》在版本流变、史料采摭及文字和标点处理等方面的若干问题,有助于对该书的进一步研究。

《鲁迅全集》中的《中国小说史略》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收录于迄今出版的不同版本《鲁迅全集》之中,但各版本《鲁迅全集》对该书的文本进行了相异的处理,体现在校勘、标点和注释之上。相对于鲁迅的创作、翻译、书信和日记,《中国小说史略》在编辑过程中较少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围绕该书的编校注释,仍彰显出当代中国出版史的若干问题。各版本《鲁迅全集》对《中国小说史略》文本的不同处理,折射出鲁迅作品出版的历史变迁。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记录稿到改定稿

对于鲁迅作品版本流变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从手稿本到不同排印本之间流变的动态过程的研究，一直不乏其例。早在1980年代，史料大家朱正先生就在《鲁迅手稿管窥》一书中，通过对鲁迅12篇作品手稿和改定稿的详细比对与分析，指出：“鲁迅自己的手稿也正是我们学习修改文章的一种很好的教材。……仔细研究鲁迅的手稿，研究他的每一处删改，就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小说如何入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关于“小说”和“小说史”的理论设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创了中国人独立撰写小说史的先河,以宏大的学术视野和精辟的理论概括,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写作的基本格局。之所以如此,除基于鲁迅杰出的艺术感受力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外,也与鲁迅对小说史这一研究体式进行了成功的理论设计密切相关。作为现代中国学人对小说史写作的最初尝试,《中国小说史略》对"小说"和"小说史"的理论设计,及鲁迅小说史研究背后的文化选择,在中国小说史学的发生阶段均具有典范意义。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文学史类型及学术职能

小说在20世纪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提升,除承继晚清学人大力倡导之风气的余绪,新文学倡导者的重视与推崇,使之进入现代大学教育体制,成为学术研究对象,更对这一提升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并因此建立起具有学科意义的中国小说史学。

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几点思考

师资队伍建设是高等院校极其重要的基本建设之一。师资水平决定着高等院校的办学质量、办学效益和综合实力。当前 ,我国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面临大好形势 ,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尤其是对地处西部的高等院校 ,困难更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改革力度 ,促进高水平师资队伍形成。

知识经济与创新教育

在知识经济时代 ,国家的创新能力 ,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 ,是决定该国在国际竞争和世界总格局中地位的重要因素。本文简要论述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及知识经济与教育的关系 ,探讨了教育事业开展创新教育的内涵 ,认为 :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要实施创新教育 ,应从建立产学研人才培养体系 。

论《台北人》中的上海形象

白先勇的小说集《台北人》塑造了独特的上海形象 ,不同于大多数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下上海的丰富的文化表象和文化内涵 ,而以较为单一的都市表象 ,成为浮华与物欲的能指 ,并以都市空间的身份承载作品的时间主题 ,承担文本的叙述功能 ,从而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上海形象序列中体现出独特的认识价值。

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注释及其修订

1958年至2005年间各版《鲁迅全集》中的注释,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增删修订,这不仅有赖于学术研究的深入,还显示出与现实政治的纠葛。本文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注释为中心,考察《鲁迅全集》注释因时因势而生成和流变的动态过程,揭示注释中史料的钩沉、知识的考辨、事实的厘清与价值的宣扬等各个层面的因素,力图呈现《鲁迅全集》注释背后的学术与政治。

作为方法的报刊——晚清报刊文献与中国小说转型研究的可能性

鲁迅对于"谴责小说"的定义和评价几十年来得到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成为晚清小说研究的一种范式。近年来虽然引发了一些质疑和辩难,但多为局部修正,尚未构成对于这一范式真正强有力的挑战。超越这一范式,关键在于理念与方法的创新。注重报刊一直是晚清文学研究者秉承的学术传统。以报刊为史料或媒介,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报刊之于中国小说转型研究的意义,似乎不限于史料或媒介,还有可能作为一种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彰显其主体性价值。所谓以报刊为方法,就是将其视为观察中国小说转型的一个基本立场和树立问题意识的出发点,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凸显转型的本质内涵,也才能构成对于鲁迅确立的研究范式的挑战和突破。

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为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采用,影响至深。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也受其影响。然而,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鲁迅对进化史观进行了取舍扬弃。独特的小说史建构方式,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部特点鲜明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文本。

小说史如何讲授——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片论

作为鲁迅在西北大学系列学术讲演的记录稿,《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专著、讲义和演说的缝隙之间体现出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文体特征,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的文本。

“寂寞”“听将令”与“曲笔”——《新青年》视野中的《狂人日记》

1922年12月3日,鲁迅为即将出版的自家第一部小说集作序。这篇题为《呐喊·自序》的文字,因涉及鲁迅小说创作之缘起及其由教育部官员周树人到新文学大家鲁迅的华丽转身,日后成为研究其小说最常被征引的文献之一;更因文中的部分叙述与鲁迅的其他文章略有抵牾（如＂幻灯片事件＂之于《藤野先生》）,而成为考察其从事文学活动的心理症候的重要依据。

小说教育与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以北京大学为中心

小说文类在20世纪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提升。其中,中国小说史学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现代大学学制的建立,又成为小说史学兴起的关键因素。特别是蔡元培长校的北京大学,将小说纳入大学课程之中,不仅使之进入最高学府,提升了其文学和文化地位,而且培养了以小说为研究对象的新一代学者,实现了学术的薪火相传,成为五四新文化主张以制度化的方式得以落实的一个突出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