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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模式、发展阶段与不同意义的“最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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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鲍奕凡 《中原文化研究》 2020年第6期121-127,共7页
在当今"最早中国"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文化要素模式""身份观念模式""政统模式"及"地域模式"四种不同的论证模式,从根本上导致了学者们各执己见的状况。四种论证模式中,"文化... 在当今"最早中国"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文化要素模式""身份观念模式""政统模式"及"地域模式"四种不同的论证模式,从根本上导致了学者们各执己见的状况。四种论证模式中,"文化要素模式"在价值层面与技术层面都具有较高的合理性。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相比找出"最早中国"的排他性定义,指出不同意义上的"最早中国"或许更为合适。基于"文化要素模式"以及"国家形成阶段论"的理念,从"早期中国文化圈""邦国""王国""帝国"四种考古学概念出发,庙底沟时代早期中国文化圈为中华文明发展基础意义上的"最早中国",良渚文化为早期文明国家意义上的"最早中国",二里头文化为广域王国意义上的"最早中国",而秦王朝为帝国意义上的"最早中国"。 展开更多
关键词 “最早中国” “文化要素模式” “早期中国文化圈” 良渚文化 二里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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