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系统集成与部门协同: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流程再造与治理效能——以浙江省A县“矛调中心”为例

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复杂化、综合化特征的背景下,调解资源的集中下沉集成和各类调解组织的协同配合成为基层矛盾调处工作面临的现实难题。浙江省A县通过组建县级“矛调中心”这一实体机构,实现了群众解忧的“最多跑一地”,是基层矛盾调处新的制度供给。通过系统集成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物理位移到“矛调中心”,并以部门协同的方式使各组织间实现资源互补和达成目标共识。“无差别受理”、事件协同处置、执纪问责作为关键运作机制保障了中心的高效运转和闭环管理。县级“矛调中心”树立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矛盾调处理念,构建了党领导下的县级矛盾调处共同体,形成了从分散管理到集成服务的矛盾调处方式,是更好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具体实践。

中美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差异化分析——以温岭恳谈会和21世纪城镇会议为例

中美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在协商民主的主体、内容和程序上都存在一定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国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差异和社会发展处在不同阶段,以及基层协商民主的传统不同等。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既要坚持现有做法,加强建设的针对性,也要借鉴美国等国家比较成熟的基层协商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之路。

城乡社区协商民主机制比较分析

城乡社区协商民主机制存在一定差异,这表现在协商对象、协商内容、协商程序和协商形式上。与农村的后乡土社会不同,城市基层社会基本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是差异产生的原因。发展基层协商民主的基本理路与五大发展理念的开放理念是相通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之路,不仅要注重协商技术与城乡社会的契合性,还应适当借鉴国外协商民主的有益经验。

业主委员会与城市社区协商治理

业主委员会是存在于城市商品房小区的居民自治组织。与农村的无主体熟人社会不同,城市基层社会基本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具有异质性特征。在新兴的商品房小区,这种异质性更加明显。而作为协商民主组织形式的业主委员会,具有克服行政民主弊端和主体性困境的优势,与基层协商契合性强,同时具有较强的协商制度运作逻辑。现在小区协商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要使业主委员会进一步发挥其社区治理作用,必须发挥业主委员会的协商的主导作用、创新和引进协商民主制度和方法。

乡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安徽省F县若干乡镇的调查

乡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估指标包括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导向和供给制度,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和乡镇居民满意度。本文依据指标对部分乡镇的实地调查,得出乡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乡镇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乡镇干部行为,乡镇城镇化程度和地理区位,居民需求偏好。

农村社区协商民主建设路径探析

经过多地对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民主建设初见成效;但也存在农民协商意识不强、协商事务界定不清、现有协商组织空转等问题,农民小农意识浓厚、协商制度供给不足、协商组织形式滞后于农村社会变迁等,是上述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决: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加强协商民主制度设计;创新协商组织形式。

从共同体到综合体: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创新

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可以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逻辑以及服务、强基两个导向来透析这一创新过程.前者要求加强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直接领导,后者则体现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服务导向,以及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强基导向.而社会治理综合体是在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问题为目标导向的实战化平台.它以系统集成模式组建,以科层卷入、功能整合和文化型塑三个机制运行.从共同体到综合体是顶层政策设计迈向基层实践的一个创造性过程,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创新.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以Q社区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现状要求对现行的治理方式进行审查和变革,协商民主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它以平等、偏好转换、正义和公共善为基本理念。Q社区在2016年被确立为首批城乡社区协商示范点,其因地制宜地进行协商制度建构和程序设计,取得了丰硕的治理成果。进一步加强社区协商民主建设,需要在保持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的持续性同时,完善和丰富协商民主制度,打造协商过程精细化,引入和创新协商形式,增强社会吸纳能力。

结构—过程视角下政府间协作影响因素探析--以B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为例

城市行政综合执法关系城市治理的良善水平,条块分割等管理体制不顺的问题长期制约行政执法体制的良性运转。进入新时代,伴随城市治理的重心下移,执法资源和服务下沉,以及执法职责和权力的下放,基层政权属地管理与下沉的执法机构之间关系整合与协作成为了现行城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难题。B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街乡体制改革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解题思路和制度安排。以"结构-过程"为分析视角,基于B市两轮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案例事实,对政府间协作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在"吹哨报到"体制下,协作领导与协作主体权力、执法资源的平衡与下沉、执法主体的既往经验与协作执法的目标协议等影响因素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些研究发现揭示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创新背后的作用机制,并为进一步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