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教化——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学与审美话语辨析

沙夫茨伯里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内在形式"(inward form)说,发展出以情感和教化之思辨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与审美话语,并以"神圣秩序"的展现为人类共同体的价值观提供了辩护。沙夫茨伯里的"特征"哲学表达出对个人主义原则最早的承认,也带入了如何培养"绅士"及"文雅哲学"的问题,而审美活动和情感陶冶在其中尤其占有重要地位。人类学与神学在这种道德和审美教化观上的结合,造就了他独特的人本主义自然神论。在人类伦理生活世界被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日渐分离的今天,沙夫茨伯里对道德感等情感能力的倚靠恰恰展现出近代道德哲学的本源之一,也为反思日益衰落的教化传统提供了一条古老而又有新意的路径。

一个蔽而未明的“实践(Praxis)”问题

马克思“实践(Praxis)”或“劳动(Arbeit)”概念内涵非常复杂。在黑格尔用理论活动统摄实践活动和创制活动的基础上,马克思重新回到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传统,认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是追求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在具体的批判实践中又可区分出两个向度,即理论实践和革命实践的双重取向。

难民危机背景下德国政党生态的新演进

在德国难民危机激化的背景下,带有反泛欧主义色彩的德国选择党在三州选举中强势崛起,德国左翼政党和传统大众政党却显出明显颓势。这一趋势显示,伴随着欧洲各国右翼思潮涌动,一直受到压制的德国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在二战后也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以新的形态再次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德国选择党崛起的原因,可从难民危机助推、民众心理需求、左派意识形态固化和传统政党精英化等四方面来分析。该右翼政党的成功将激起德国政坛的巨大漩涡,冲击德国目前的主流左翼意识形态,并将逐步改变德国目前的政党生态格局。

强制的艺术--再论康德的启蒙观

1784年,康德在《什么是启蒙》里提出“未成年状态”“启蒙”和“人不仅仅是机器”等重要观念,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里则围绕人性问题,着重阐释了“曲木”和“森林里的直木”这一对立而又互生的生命隐喻,并认为它所引发的甚至是“最后才能被人类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重新深入思考康德的“启蒙”观,可以揭示出“Sapere aude”在除“勇敢地运用你的理智”之外,尚有肯认意志、勇气和决心等情感能力的复杂内涵。生命隐喻是重新深入思考康德“启蒙”观的重要钥匙,“曲木-直木”这一对略显矛盾的隐喻,与康德对“启蒙”任务的反思及辩证也有着重要关联。康德提出的“强制的艺术”(die abgedrungene Kunst)这一设想,则揭示出“启蒙”必然面对的“如何教化自由人”的悖论以及彻底反思人的使命的必要性。

“直心为德”及其意象考释

"德"的古文乃是"悳",其含义必须在一个较大的语簇群里才能得到适当了解,如"道"、"性"、"得"、"直"、"枢"、"中",等等。不同语境里,"德"也蕴含着丰富的、相互关联而又不同的喻象,这点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如老庄常将"道"、"德"对举,运用"静水"喻象来说明"德"。早期儒家重视"德"、"性"的联系,"德之端"的隐喻隐含着"木上生芽"的图象,"中通而直"、"直升而上"则成为"悳"的理想状态。同时,"良知"、"明德"的相互打通,亦使"人"成为天地之"光"的窍隙。故宋明理学家常有话头之一,即"惟人受中以生"而"天地至灵"。

康德的“曲木直木”之辩

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里,提出了著名的“曲木”难题,并认为这里面体现出的悖论既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最后才能被人类解决的问题。与此相应,康德运用“曲木”和“森林里的直木”这一对略显矛盾的核心隐喻,系统地阐释了个体自由与社会法律秩序之复杂互动的关系。“曲木”隐喻也可说是柏拉图“洞穴隐喻”对人类感性缺陷描述的变种。它暗示人首先是自然秩序中的存在,这是一种“实然”的经验性问题,也就是人实际上是什么。而“直木”则体现了“应然”的价值追求,即人应当成为什么。它体现了个体在社会共同体里可能发展成为独立人格性的禀赋,凸显了人的个性和独立意识、人的尊严和价值。“曲木−直木”隐喻及其从属隐喻,是通向康德独特人类学观念的路径之一,也与康德对“自然”观念的反思和重构有着重要的关联。

沙夫茨伯里“内在形式”说及其道德哲学辨析

“内在形式”(inward form)是一个在现代哲学语境里常被忽略的重要观念。但正是基于内在形式这一“活的自然”观,沙夫茨伯里建立起自治而相信情感能力的道德哲学,也建立起以人类内在成形和自我践形即自我教化为核心的审美哲学。沙夫茨伯里对道德感、审美感等自然情感能力的推崇,使理性认知为核心的近代认识论问题在其哲学中较为边缘,也使他的思想长期处在现代道德哲学的主流视野之外。但随着20世纪认知科学的进展,情感能力是人类道德能力的核心得到承认,理性主义道德哲学的根基正在受到动摇。对沙夫茨伯里内在形式说及其哲学话语的探察,为此提供了一条回归问题本源的新路径。

“世界”概念与佛玄合流

"世界"是一个具有深厚佛教渊源的概念。它在古汉语概念史上的缘起、滥觞和流变,反映着古代中国人是如何借助古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而更加深入地认识自我和宇宙的。中古汉译佛典里浩如烟海的"世界"概念及其词簇,其梵语、巴利语来源及其不同语境里的汉语诠释,具有交互而错综的复杂性。在这种彼此支撑映射的汉传佛教世界图景建构中,鸠摩罗什、僧肇与般剌蜜帝对"世界"一词做出富有新意而具有代表性的译解、诠释,不仅体现了佛玄合流乃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亦为后世宗派探索建构汉传佛教的世界观念提供了基础思想范本。

从神的肖像到自我教化——“德意志运动”的内在精神之路

狄尔泰和诺尔所称的"德意志运动"(Deutsche Bewegung)使德国精神从当时普遍发展的欧洲精神、特别是从法国启蒙精神中挺立出来,并造就了富有人文精神和德意志民族特色的古典教化(Bildung)理论。在这一时期,"教化"观念逐渐摆脱宗教神秘主义和自然思辨的神秘内涵,向哲学的、人道的、美学的和教育学的普遍精神领域不断扩展,并最终超越"启蒙"观念,成为18世纪体现德意志民族特色的关键概念。它以伦理化、美学化和情感化的色彩消除了唯理性主义的教育理想,赋予人性更多层面崭新的内容,从而超越了当时启蒙运动的至善论。

“物”的多重面相

在中国古代思想里,"物"从来不是僵死的客体或者枯燥的抽象者,而是内部包蕴着动能与元气的有机体。古代经典文本里的"物",始终闪烁着自内而外显形的独特光辉和多重面相。借助词源考察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将使人们更深地理解"物化"、"成物"、"序物"、"格物"、"与物同体"等思想的内在相关性,并将这些看似独立乃至对立之"物"的面相凝结为一个整体。这对思考"物"之现代意蕴也是颇有裨益的。

天下—世界——从概念变迁看近代东亚世界图景之变更

东亚传统"天下"观的视角实质乃是俯视,展现为"天圆地方"、"天地平行"的世界图景并内蕴天、地、人三才以及人应抚育万物的核心价值观。在汉传佛教里,"世界"却代表一种大圆立体、时空融合的多元多重的形上宇宙结构,其世界图景乃是作为莲花形、以几何级数增长而构建的诸多"大千世界",并无固定的视角和绝对的中心。汉传佛教"世界"概念所内蕴的多元多重文化观,给近代东亚语境里急剧的世界图景之变更提供了核心理论资源。在近代传教士将其与"world"等词对译的实践里,它最终成为摧毁东亚古典天下观的一柄利器。

欧洲国家民族认同之建构——以主导文化为核心的新移民文化政策

二战后的多次移民潮,使民族主义的欧洲逐步转变为“多元文化”的欧洲,也使欧洲的传统民族国家转变为多种族国家。随着欧洲日趋移民化和难民危机的不断激化,为了应对三十年来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国家内部族群的离心和分裂现象,欧洲逐渐兴起了以主导文化(leading culture)观念为核心的新移民文化政策。该主张主要围绕“我们是谁”的国家民族认同之建构问题,指向欧洲主导文化、国家主导文化和乡土主导文化三个内涵层面。目前,主导文化主张仍然受到欧美主流左翼意识形态的压制,但它正逐渐成为右翼保守党派的共识和对抗多元文化主义的强大理论资源,并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欧洲各国移民文化政策的变迁。

开放而收敛的水域:儒家经典诠释的隐喻

儒家经典诠释实践以"经"为主干、以"注疏"为诠解形式、以"贯通水道"为诠释鹄的,形成自己源远流长且别具特色的经典诠释传统和庞大的经典诠释场域。借助维特根斯坦的"河床喻"和"轴喻",可解释儒家经典诠释实践以"血脉-内敛性"保证"道统",亦需"新鲜河水-发散性"和"流动性"保证经典的活力和创新性。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以其独特性而构成对西方诠释学传统的一种挑战,并展现出一片人类精神之"开放而又收敛的水域",其核心特质可概括为"通而内敛""注而发散""疏而导引"。

种“德”者必养其“心”——论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的价值维度

"经典"是民族精神文化流淌的坚实"河床",对建构我们的精神世界具有强烈的典范意义。王阳明虽不完全以说经、解经方式展开自己的思想,其思想体系深处却仍然离不开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阳明以"良知"规定了经典诠释的价值和道德向度,并强调学者要"立志用功"、"种德养心",时时"栽培灌溉"和"修剪繁枝"以扩充良知,造就完美的人格。这种生命成长的隐喻,使存载"圣人之学"的儒家经典充满了时代精神的活力。

沙夫茨伯里的“内在形式”说及其对德国教化观念的影响

英国美学家沙夫茨伯里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内在形式"说。在莱布尼茨、斯帕尔丁和厄廷格尔等人的评介和翻译下,沙夫茨伯里的自然神论对18世纪德国的精神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推动了德国个体内在体验传统的发展,并对早期"教化"观念从神秘主义向现代审美和教育维度的转化发挥了作用。然而,沙夫茨伯里的内在形式说与德语教化观念内在联系、相互转化这一比较独特、重要的思想史现象,在中文学界仍处在隐而未明的状态之中。厘清这一观念变迁的线索,有助于给教化思想之反思和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世界”概念的诠释——兼论早期佛玄合流之情势

"世界"是一个颇有佛教渊源的词语,它从构词结构上脱胎于先秦时空相融的"宇宙"概念,从内涵上则是古印度佛教冲击、融合中土文化的产物。作为形上学的基本概念,"世界"在汉语概念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它在汉译佛典里的缘起、滥觞和流变,反映了东亚历史上纷繁变化的世界图景,不仅可管窥中印古代文化交流之宏伟、亦可管窥中古中国佛玄思潮之交映兴衰。

共在、同居和世界

"世界"在汉语中的意义大部分来自佛教。"世谓同居天地之间,界谓各有彼此之别"。"同居"指示出我们是一种"共在",指示出一种时间性的空间维度,即这种时间性不是空洞的、线性的物理时间,而是伽达默尔所说的丰盈的时间;同时,我们所同居、交道的这个"世"也有着界限。在"界限"的表层之下,涌动着生命本身的"共通感",那种"万物一体"的"仁"。伽达默尔想强调的则是,"世界"作为一种融合的共同基地,乃是人们可以"分际"和"交际"的基础。它不仅仅跟我们的语言、言谈有关,更重要的是,还跟我们的意义经验有关。

“语莹”之辩--对中国古典语言传统及其隐喻的再思考

语言既是某种揭示或表达,同时也是某种隐藏或遮蔽。本文借助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家对人类经验、语言本质以及“光照”隐喻的思考,展现出一条切入中国古典语言传统及其喻象的探索路径。“语莹”“心亮”“辞莹似镜”这些中国古代常见而又容易让人忽视的熟语表达,牵涉光喻、镜喻和泉喻等在语言思辨性中的复杂融合。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知识论对有限性的忽视,也能在对光之喻象的深入探索中得到反思。

驯养、教化和自然——从《旧约》musar到古希腊παιδε?α观念的流变

在公元前3世纪,当《旧约》的希伯来文本被译成希腊文七十贤士译本时,"παιδε?α"一词取代了"musar"。后者意指驯养、养护、教导,更贴近后世的教育概念;前者则指教化和文化。由此开始了对人类教育想象的理智化进程。希腊παιδε?α观念涵括了当时所有的人类努力,它指将人类培养成与绝对完美事物相一致的方法和路径,也是个体与共同体和谐存在的最终理由。在西方早期教化传统里,不同时期的教化理论伴随着人对自身、上帝和自然(φ?σι?)关系不断变化的理解。在这一过渡时期,最初意指成长过程的φ?σι?,指向一种自然而然的人格化的完美事物,教化的差异则区分了人道的人和野蛮的人。近代人文主义可说是一种特殊的罗马现象,它产生于古罗马人与晚期希腊παιδε?α观念的相遇,而古犹太musar向古希腊罗马παιδε?α观念的转化则与当时自然理念的变迁密不可分。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的实践辩证法

"意识形态"是对被歪曲的现实世界的歪曲的意识,由此意识形态批判必须从两个层面上展开,即理论实践与革命实践向度,二者之间有一种辩证展开的关系。马克思从诉诸理论批判到诉诸革命实践,其间转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思索与理论深入的结果。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内在、超越、实践的辩证法,这就使意识形态批判展现为一种批判、革命的实践辩证结构,正如萨特所说,"辩证法只不过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