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书稿

几年前在《龙门阵》上读到一篇记杜道生先生的文章,深受教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许多别的事就不说了,只谈有一次某学报收集了他的一些文字,要以札记的形式发表,先生不同意,而且激动地说,“你们怎能这样做?怎么能轻率地对待文章,文章,是千秋大业,一字一句都会影响后世。你们以为文章这样好做?连圣人孔子都讲述而不作。……”

“和而不同”——圣陶先生给我的印象

我和圣陶先生并无深交,只是由于曾一度受到先生的奖掖,而被邀在先生百年诞辰来写点纪念文字,虽然没有多话可说,衷心是乐意的。我一生中曾从不少老师接受到终身享用的教育;但私淑之师也有两位,一位是丁颖先生,一位是圣陶先生。他们都是以自己的行为教给了我作人的道理。纪念丁颖先生我写过一篇言不尽意的短文。对圣陶先生则接触更少,连先生的文章也读得不多,却不知为什么对先生的为人总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和而不同”的印象,而且来得那么自然,令人不可企及。这是否有当。

废名讲诗 《杜诗讲稿》与《新民歌讲稿》

我和废名的相识,是在他写《桥》和《莫须有先生传》的时候,现在回忆起来,也许就是他开始在象牙之塔和十字街头之间徘徊的时候。抗战期间,我们通信不多,似乎他也没有多写什么。废名已作古多年,他的旧友也"寥寥无几",我并没有学力写评介的文章,只是他的音容笑貌还如在眼前,似乎要我也谈点感情,写完之后确实也感到像了了一件心愿。

追忆知堂老人

我这一生中有过向我约稿的编者,却从来没有要我写什么序跋的。不料到了行将搁笔之年,一位只有通信往来的朋友却要我为苦雨翁的书信集写跋。面对复杂的人世中这位复杂的老人,书信又没有读到,我能说点什么呢?我和老人只有过一次通信,而且也没有保留下来,只算有点瓜葛。

说不清的民主

《展望二十一世纪》书中有《民主主义与独裁制》一节,这是个人人都很关心的大问题。我也很想就报上的一些新闻谈点自己的看法,可是文章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因为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评说,而实情却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便只好从中摘抄几段算作读书笔记了。对谈的池田大作和汤因比都是不赞成独裁制的,他们却不能不承认在面临危机,须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委身于一个人的指挥,反而要比共同处理危机更容易些。"其次是,有时"群众害怕社会的动乱和无政府状态,有认可稍(少)坏一点的独裁制的倾向。"或许就是这种容忍,使已志得意满的独裁者终于为所欲为起来。

进入“人的时代” 拾起一本被遗忘的书

前几天在寻找一本书时,无意中见到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儿子的信》;这是本不足百页早被我遗忘了的小书,1981年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因为想知道当年苏联人对青年人的意见,便抽出来读了一遍。作者看来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却也不愧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信里没有习见的教条气息,还不乏对偏颇现象的批评。在现在共产主义似乎乏人问津的时代,倒也很值得玩味一下。尽管是写给儿子的信,他并没有以完全正确的长者自居,一开始他就说:"我和你妈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对父母的教导总有点不以为然的态度。他们往往说,你们这些老家伙看不见,也不理解我们年轻人可看见和理解的东西。"他不要求儿子都接受自己的意见,甚至说看后就扔掉也可以,不过要记住是扔在什么地方,便于以后想起这些教诲时能找出来看看。这也正是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