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流行病学视角下的童年期不良经历和围孕期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妊娠期糖尿病的影响

目的基于生命历程流行病学视角,探讨童年期不良经历(ACE)和围孕期压力性生活事件(SLE)对妊娠期糖尿病(GDM)发生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方式。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选取2019年5至9月在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产检的孕早期孕妇作为研究对象。收集孕妇在过去1年是否经历过SLE、SLE的类型和SLE累积事件数,以及其否经历过ACE、ACE的类型和ACE的累计得分,在其妊娠24~28周时进行75 g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以诊断GDM。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ACE和SLE对GDM发生风险的独立影响;采用交互作用分析判断ACE和SLE对GDM的发生是否存在相加或相乘交互作用,进一步采用分层分析判断ACE对SLE是否存在调节作用。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1001例,ACE检出率为19.1%(191/1001),SLE检出率为38.5%(385/1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是否经历过ACE、ACE的类型及ACE的累计得分,以及是否经历过SLE、SLE的类型及SLE累积事件数,对GDM发生风险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分层分析结果表明,在有ACE的孕妇中,与无SLE者相比,SLE数量≥2的孕妇GDM发生风险增加1.64倍(OR=2.64,95%CI 1.08~6.47,异质性检验P值=0.036)。结论ACE和SLE单独对GDM的发生均无影响,但ACE对SLE和GDM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只有在经历了ACE的孕妇中,围孕期SLE才会增加GDM的发生风险。

孕期焦虑对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影响的出生队列研究

目的探讨孕期焦虑对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影响。方法对孕早期纳入队列的孕妇进行随访,并于孕早、中、晚期运用焦虑自评量表评估焦虑症状,标准评分≥50分界定焦虑症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分析孕早、中、晚期焦虑以及孕中、晚期新发焦虑与新生儿早产和低出生体重之间的关系。结果孕早、中、晚期焦虑的检出率分别为12.5%、3.7%、7.4%。研究发现孕早、中期焦虑与早产之间的关联无统计学意义;孕晚期焦虑会增加子代早产的发生风险(OR=3.55,95%CI:1.62~7.82)。孕早、中、晚期焦虑与低出生体重之间的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孕晚期新发焦虑增加子代早产(OR=5.20,95%CI:1.84~14.70)和低出生体重的发生风险(OR=6.93,95%CI:2.42~19.88)。结论孕晚期焦虑症状是早产重要的危险因素,孕晚期新发的焦虑症状可增加早产和低出生体重的发生风险。

推进实施性研究在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

随着医学实践的迅速发展,循证医学将最佳证据、临床经验和患者价值有机地结合,循证公共卫生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作用也日益突显。然而,仅有约50%的循证医学证据能够真正转化成常规的卫生保健服务,且转化过程耗时长。为了弥合从最佳证据到临床或公共卫生应用之间的鸿沟,实施性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应运而生。本文介绍了实施性研究的产生背景、发展、理论和方法,并讨论其在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及面临的挑战。

“妈妈好心境”对产前抑郁改善作用的预研究

目的通过预研究,初步评估“妈妈好心境”(MGM)的实施对产前抑郁的改善作用,为开展实施性研究提供证据支持。方法本研究为“基于初级卫生保健系统的围生期抑郁的筛查与管理项目”实施性研究的预研究。于2019年在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招募1189例孕周≤14^(+6)周的孕妇作为实施组,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在孕早、中、晚3个时期对其进行连续筛查,对抑郁症状筛查阳性者提供MGM干预。于2020年在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招募接受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任一时期进行EPDS筛查的孕妇作为对照组,共计1708例。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χ^(2)检验、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实施组与对照组在孕期同一时期的EPDS得分及抑郁症状检出率的差异,评估MGM整体(筛查+干预)对产前抑郁的改善作用。结果在孕早期,两组孕妇EPDS得分、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孕中期和孕晚期实施组EPDS得分及抑郁症状检出率均低于对照组(P<0.05);调整混杂因素后,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实施组在孕中期和孕晚期的抑郁发生风险均低于对照组[OR_(孕中期)=0.55,95%CI(0.37,0.81),P=0.003;OR_(孕晚期)=0.51,95%CI(0.35,0.74),P<0.001]。结论在初级保健系统内实施MGM可有效降低产前抑郁的发生风险,为进一步的扩展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