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

本文以"荧惑守心"此一被视为大凶的天象为例,尝试深入探讨我国古天文的星占特质。发现历代文献中的23次荧惑守心纪录,竟然有17次均不曾发生,而在另一方面,自西汉以来实际应发生的近40次荧惑守心天象中,却多未见文字记载。文中并试探了星占书中占辞随时代演变的过程。

从天文到人文——黄一农教授访谈录

黄一农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特聘讲座教授兼人文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获选为人文学科之中央研究院院士.黄一农教授的研究领域从天文科学转为人文科学,成功地从理科跨越到文科.虽然他的研究领域转变了,但他的研究热情与探索精神却没有改变.

曹雪芹高祖曹振彦旗籍新考--从新发现的满文材料谈起

由于新、老满文在入关前的过渡期并未能十分规范,以致汉人姓名的满文书写体在回译成汉字时,往往出现人同名异的状况。经爬梳并比对庞杂的满汉文献后,筛找出一些先前遭学界忽略的曹雪芹高祖曹振彦(被译作"曹谨言"、"曹金颜"、"邵振筵"、"邵祯言")的新资料,发现曹家在崇德朝虽隶属多尔衮所主的镶白旗,但一直是该旗宗室阿济格王府下的汉姓包衣,此一新发现恐将松解曹雪芹祖籍在丰润一说的主要证据。

清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其存废的争执——社会天文学史个案研究(下)

三、耶稣会天文家对"四余"的态度及其所引发的争辩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体认到中国政府对天算的重视,乃极力在教会中鼓吹"知识传教"的策略,致使天算之学因缘际会地成为中西两大文化交会的主要接触点之一。天主教天文家为突显西法的优越。

清前期对“四余”定义及其存废的争执——社会天文学史个案研究(上)

所谓"四余"乃指罗喉、计都、月孛及紫气四颗虚构的星体,本文尝试就其自印度传入中国的过程、各星定义的演变以及其在术数上的应用做了广泛的探讨,并对入清以来新、旧法派天文家间长达近百年的四余删改之争做了深入的分析,希望能借此一个案具体地突显出中国古代天文与社会间的密切互动关系。

甲戌本《石头记》中“甲午八日”脂批新考

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有"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之著名眉批,并系于引发诸多争议的"甲午八日"。先前学界尝改字以求解,然始终无法得到共识。透过"e考据"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发现此类纪日法在古代诗文中并不罕见。进而推判"甲午八日"可为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岁正月初八日(第八日)或八月初八日(重八日)的缩写。

耶稣會士汤若望在华恩荣考

本文依據湯若望於康熙元年所輯印的《奏疏》四卷以及湯若望一家歷所獲封赠的制誥等原始资料,嘗試理清湯若望在華所受歷次晋封的原因,並釐清近人論著中所記涉及其晋封職銜与時間的讹誤。由文中的討論,可發現清政府一直將湯若望视同朝廷命官,而其所受的各項恩禮,則多是在當時封贈以及考課的制度之下,因其治曆之勞依例所錫加的。 湯若望在無法勸服統治者信教的情形下,只得努力争取隆寵,希望籍官方對其個人的具體褒扬,以增强布教的說服力或減少傳教的阻力。顺治十五、六年,湯氏曾請旨封赠三代並乞將己銜改陞為“用从一品頂帶”,其主要的目的應即是為此。而他歷來所受封赠或敕錫的制誥以及顺治皇帝御製的《天主堂碑記》,均曾被刊刻成小册,相信應是用以為教會的文宣品。此外,他更利用其個人在官僚體系中的身分地位,多方護持天主教在華的傳教事業,此等策略對清初天主教的蓬勃發展應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康熙元年,湯若望在管欽天監監正事十八年之後,終獲敕封為光禄大夫,並得以用一品頂带、著繡鶴補服,成為歷史上在中國任官階銜最高的歐洲人之一,並為極少數獲封赠三代以及恩蔭殊遇的遠臣。然而這些榮典背後所蘊含的意義,應僅止於清政府对西方天算的認可以及對忠勤西士的籠絡,而並不等同於清政府對西士所奉天主教的支持。

史实与故事之间——《懋斋记盛的故事》所涉两幅古画辨正

传曹雪芹《废艺斋集稿》第二册《南鹞北鸢考工志》书末附有敦敏所撰《瓶湖懋斋记盛》长文,现存该文开篇部分的抄件及孔祥泽白话重述本《懋斋记盛的故事》,后者描述曹雪芹曾于乾隆二十三年替敦敏鉴定古画。其中题为"宋李龙眠如意平安"者被断成伪托,而明代商祚《秋葵彩蝶图》则被定为真品。本文查考清代及近代史料,以辨析《元人如意平安》《秋葵彩蝶图》两画的流传过程,并探研它们与《懋斋记盛的故事》所记鉴画过程的关系。《懋斋记盛的故事》中题为"宋李龙眠如意平安"之画与故宫所藏《元人如意平安》应是同一幅,至于曾被《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现藏台北故宫的商祚《秋葵图》,则与前引《秋葵彩蝶图》应非同一幅画作。目验故宫所藏《元人如意平安》原件,并与《懋斋记盛的故事》中的鉴画叙述做细致对比后,笔者认为《懋斋记盛的故事》中的鉴画文字,最可能是《瓶湖懋斋记盛》原文的一部分。

宜泉先生及其所撰《春柳堂诗稿》新考

本文对《春柳堂诗稿》的体例、用语以及作者宜泉的家世生平,做了较详细的稽索。宜泉的年纪应与曹雪芹相近,唯晚卒数年,两人或曾分别考任官学教习,宜泉于期满后很可能还获授县训导或县丞之类的低阶职位,并历升江东一带的地方官。

《红楼梦》中的戥子与计量单位“星”

本文从《红楼梦》小说中贾宝玉烧香祭拜金钏儿时所用的"两星沉速"出发,尝试透过大数据的环境以e考据之法印证"一星即一钱"之说,并对秤量贵重小物之戥子的形制及其操作做了初步的探讨,以了解戥子杆秤上的刻划与"星"的关系,并希望能以小见大,勾勒出大数据对科技史或物质文化史所可能产生的新机遇。

“温都里纳”“汪恰洋烟”与“依弗哪”新考

本文从《红楼梦》中出现的"温都里纳""汪恰洋烟"与"依弗哪"等西洋译音出发,尝试追索这些特殊物质文化的具体内容。由于它们均远远超出一般作家的知识经验,故应可用作支持曹雪芹拥有《红楼梦》著作权的坚实后盾,并进而推判"程前脂后"一说的不合理。

敦敏及敦诚诗集编年考

本文焦点在红学界十分关心的敦敏《懋斋诗钞》与敦诚《四松堂集》二书,经整理其中各纪年诗的编排位置,并析探诸叙事诗的写作时间,再推判诗句内容所描述的节候,笔者发现此二书所收敦敏与敦诚兄弟的诗作,基本上是相当严谨的编年体,此对判断其中与曹雪芹相关之十首诗的系年具有重要意义。

曹雪芹卒后与其关涉之乾隆朝诗文

本文尝试梳理曹雪芹卒后其友人(如敦敏、敦诚、宜泉)或红迷(如永忠、明义、淳颖)在乾隆朝为他所作的追悼诗文,希望能从这些努力中勾勒出雪芹的生平、性格与特长。

《种芹人曹霑画册》考实

2016年,失踪多时的《种芹人曹霑画册》在贵州省博物馆库房中被重新找回,此文根据笔者实地目验的结果,以及从文献中新发现的一些信息量丰富且环环相扣的证据链,强有力地说明"种芹人曹霑"与《红楼梦》作者曹霑不可能是同名同姓之巧合,且册中所出现曹霑与《红楼梦》两者间的有机连结,更是曹雪芹拥有《红楼梦》著作权的一个新的重要旁证。亦即,《种芹人曹霑画册》很可能是曹雪芹现存唯一诗、书、画、印俱见的真迹。而其上钤盖的字号印"闰周",或可证明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五年闰三月。

江南三织造所梭织出的曹家姻亲网络

到深受康熙帝器重的曹寅奉旨继任江宁织造之后,曹家的声势才真正崛起。曹寅透过与苏州织造李家、苏州织造马家、杭州织造金家等家族联姻,有效扩展了其在江南的影响力,并创造出类似《红楼梦》中"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的家庭背景。

再论“闵大章即闵焕元”之说

胡铁岩先生透过清代几位吴兴闵氏的科举履历,发文强烈质疑笔者先前所提出闵焕元即闵大章的说法。然因其对此议题抱有先入为主的预设立场,且在运用文献时不只一次只选择对己说有利的内容,以致他所提出的诸多论述,屡屡流于主观且逻辑有欠周全。反倒是这些履历凸显吴兴闵氏有多达二十几位辈分同于振文、焕元父子的族人,他们在曹雪芹归旗期间曾就读或任教于北京的教育圈。而此恰与曹雪芹返京后最主要的生活圈相重叠。

“闰八月不祥”的由来

中国古代的天文历算等自然知识,一直被许多人视为拥有预卜吉凶的神秘能力,从而在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中产生深刻影响。有些民变或起义,便凭借带有天文历法色彩的谶谣来号召民众,以强调其合法性和神秘性。世间流传极广的"闰八月不祥"之说便是一例。

星占对中国古代战争的影响──以北魏后秦之柴壁战役为例

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公元４０２年），当北魏在柴壁打败后秦部队时，太史令晁崇上奏“月晕左角”的天象，并预言带角的动物将暴死。稍后，竞如晁崇所料，发生大疫，部队的数百头牛只，同日皆死于路旁。根据推算，当时绝无发生月晕左角的可能，再就事件中的人物加以分析，竞发现牛疫的发生似乎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而天象是被当做影响军事决策的工具。此事件突显中国古代天文与军事的密切关系，因此该文希望藉此个案，讨论中国古代星占对战争的影响。

先清时期国号新考

对努尔哈赤称汗迄皇太极称帝前,此政权国号究竟是"金"、"后金"或二者皆曾使用,学界至今仍缺乏共识。得益于近年来大量先清时期资料的刊行甚至数字化,通过首次地毯式地搜找相关满、汉文史料与文物,确认并无任何"后金"曾作为国号之坚实证据,且从查得的百余例官方用法,可知先清时期的国号应始终为"金","天命"也并非年号。

《红楼梦》中“元妃省亲”原型考

本文认为,《红楼梦》中"元妃归省"的历史原型应来自于乾隆即位之初所颁允许先朝太妃在特定日子返家的恩诏。曹雪芹最有可能将庄亲王允禄之母顺懿密太妃省亲、傅恒姊封皇后与曹寅女嫁平郡王讷尔苏为嫡福晋等事混融成"元妃省亲"的素材,其主要目的是为宫墙之后的女性大声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