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创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2015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了“宗教中国化”的倡议,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①2017年10月,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新中国佛教七十年的互动与发展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代中国佛教走过了七十年路程。回顾七十年的中国佛教,我们可以有很多种说法,但是不管哪种说法,都会肯定佛教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与社会发生互动,这是佛教发展的规律,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如此。回顾七十年中国佛教发展,就是典型的与社会互动之历史。一、七十年佛教可以分为二个时期当代中国佛教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与开放后的40年两个时期。

“妙善公主”模式的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探讨

中国佛教要在现代期内平稳发展,必须要在“佛教中国化”和“观音信仰”这两个基本维度下功夫。进入中国的宗教必须能够保证与当地的宗教或文化进行对接,或相互发生影响,从而促进两个异质的宗教与文化发生强烈的互动,同时又在一个内体中共同成长,也不排除最后形成一种特质的宗教与文化。对“妙善公主”类的观音信仰,应看到它的背后存在的民间信仰主因,这是中国佛教徒创作的,是地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结合之后而出现的结果。隋唐之前的观音信仰主要分布在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宋代以后观音信仰的地方化元素则呈现全面开花的势态。观音信仰证明,中国佛教界始终自觉地走在中国化的道路上,尽可能将外来信仰改进为民族性信仰,完成“在地化”转换。印度传来的“妙善公主”之观音信仰母本《法华经·妙庄严王本事品》部分元素被当地中国佛教界接受,创造新的“妙善公主”观音故事,再经过历代佛教徒不断地增衍,故事内容日益丰满,并且不断地扩编,最后成型变成中国佛教界自己的故事。观音信仰“在地化”表现,得到当地文化认可,受到当地文化尊重,影响了当地文化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点的“佛教中国化”现象。

民国期间发生的居士能否加入中国佛教会的争论回顾

1935年召开的中国佛教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引起佛教界内僧伽与居士以及政府之间的争论,聚焦在中国佛教会整顿。政府要求出家僧尼自己管理自己,在管理中提高自身能力。中国佛教会的会员只能是出家僧尼,居士不得入会,是为“会内无俗,会外无僧”。僧伽强调“居士不得参与羯磨,律尚有严格之规定,岂得以居士主持佛会,以宰制约束指导僧尼本分之事”,居士则认为“佛教会对居士是决没有保护和严格管理与督促之必要与可能的”。为此,居士成立“中国佛教居士公会”组织。用行政的手段去人为地将僧伽与居士分开,而不是鼓励僧尼与居士两者共同取得双赢或强强联合,不把居士纳入中国佛教会的一体化管理,促使居士游离僧团之外,加速居士佛教发展,最后损失的是整个佛教,三宝地位岌岌可危,这才是最大伤害。

佛教商业化刍议

2012年,以国家宗教局为首的政府十部委颁布文件,对佛教商业化倾向做出了规定。本文从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传统对佛教商业和商业化进行了探源。从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角度,对当代佛教商业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佛教中国化三题

宗教的中国化包含了佛教中国化的命题。佛教中国化中,涉及三个基本的问题。一是佛教在政教关系方面,要有自觉的政治认同,与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发挥自己的正能量。二是佛教在文化上要取自觉的融合,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三是佛教在社会发展中要自觉适应社会,跟上社会的发展,为社会成长做出应有的贡献。有了这三个根本认识,佛教才能在中国得到发展,才能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贵定阳宝山与佛教隐山文化

贵定阳宝山是贵州佛教名山。本文通过考证明代贵州出现的以"白云"为名的僧人,认为《鸡足山志》所载僧人圆彩白云很可能是开发阳宝山的白云僧。从清代燕居申、述中合舜两位禅师在阳宝山敷演禅法,说法开示,可知阳宝山是一座修行严谨的道场。阳宝山佛教遗址和文物透露出与隐山文化的重要关系,应该充分重视保护与利用现存的古代寺院遗址和塔林,把阳宝山的隐山文化内涵充分挖掘出来。

唐代景教四则

唐代的景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基督教的一支,当时在中国虽曾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仅200余年就变的湮没无闻.唐代是中国最盛的朝代,也是世界上的强国之一,但在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史上,属于中世纪时期(仅限于唐代)的资料非常有限,大概只有景教的资料算的上较为明显和确凿的了.唐代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开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宗教也很有特点,各种宗教都一度传入,但又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佛教在唐代最终走完了中国化的历程,成为外来宗教在中国生根开花的一个正面的典型范例;而景教在唐代却没能走上佛教的道路,传入之后不久即衰,成为外来宗教在中国没有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反面的典型范例,这一正一负的反差之大,是值得令人深思的.本文即对唐代景教的几个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

北朝佛教与民族关系

北朝是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历史时期。北朝时期,北方地区多民族聚居,其文化由此而表现出极强的融合性。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是北朝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精神寄托。北朝佛学研究成果丰富,以译经最为注目。语异华戎、教分权实的佛教文化,在北方戎华两族之间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走出了一条互鉴互融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北朝夷夏之争的独特风貌。离开了对“心”的改造的政权,肯定不能长治久安,所以“治民之本”最重要的是从观念上去改变民族的思维。“四姓出家,同一释种”,这一佛教理念在北朝社会起到了推动民族和解的作用。北朝佛教的超越性,使其立足本位,向四方辐射,一乘宣教,殊途同归。

二祖慧可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及意义

二祖慧可作为中国禅宗第一人,前接印度菩提达摩,后启三祖僧璨,奠定中国佛教特有的祖师禅信仰模式。中国禅宗史上经历过二次平民或草根佛教的阶段,第一次是二祖,影响了后人"农禅并举"的东山法门。二祖慧可是不可复制,且是唯一的禅宗资源,从草根佛教到祭拜圣坛,二祖应该代表了国家佛教的地位。对二祖的学术研究与二祖文化也需要加大投入,促进北方与南方两座二祖寺互动,推动二祖文化走向世界。

南北朝二种《法印经》研究

历史上中国佛教出现过四种专门谈论法印经典的译本,本文以南北朝时期的二种法印经典为例,研究它们的不同变化。北方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圣法印经》,涉及的是"我空法不空"的思想,应该是属于北印度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经典,与另一部《慧印三昧经》是各自分别的经典。但与南朝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杂阿含经》卷三(八〇)从体例到分段,以及内容,基本相同,且字数几乎相等,应是同源的本子,只是在中文表达方面有一定区别。北方法护译出的《佛说圣法印经》译本,传到南方,又与南方求那跋陀罗译出的《杂阿含经》卷三(八〇)(台湾印顺称为《圣法印知见清净经》)相汇,成为中国译经史上的典型案例。

“人间佛教”与“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人间佛教是未来中国佛教发展方向,已为学术界和佛教界共识。当代人间佛教始终遵循与发扬“阐微抉秘,畅佛本怀,以适应现代人生需求者”“佛教佛法有适化时机之必要”“把握佛教中心思想、去适应时机、融摄文化和适应新时代新潮流去发扬宏通佛法”三条主张,将传统与现代有机地结合起来。“宗教中国化”建立在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发展的新认识的基础上,呈现了很强的时代感和现代感。“人间佛教”与“佛教中国化”呈现了交叉与重合关系,表现了“现代性”“入世性”和“传统性”氛围,与“神圣性”一起构成了未来中国的“新佛教”。

三教论衡与传统文化——刘林魁《三教论衡与唐代文学》读后

“三教”是指儒教、佛教、道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传统学说,佛教是在两千年前由西天印度传来的宗教。三教在中国既有斗争又有融合。在早期,三教斗争非常激烈,通常是儒道二家联合起来与佛教争斗,由此演变成中国文化史上的“夷夏之争”。而且三教非要争个高低,甚至有的时候朝廷运用武力来消灭佛教,如“三武一宗灭佛”。到了后期,三教以融合为趋势,强调三教各自不废,都在中国社会扮演各安其位、充任各能的角色。三教由此互相融合、共同消长。

抗戰時期南京僞“中國佛教會”成立始末

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在重慶結束,上海中國佛教會在滬已經死亡,南京佛教界在日本占領軍和汪僞政府指使下,於淪陷區南京成立了僞“中國佛教會”。“寺院改善”“教産整理”“力謀僧教育之普及”,是僞“中國佛教會”成立的所謂理論基礎,“清僧運動”號稱教制改革,配合了汪僞政府開展的“清鄉運動”。僞“中國佛教會”本質上是日本侵略者和汪僞政權的工具,衹是一個玩偶而已。

北宋湖州祇园禅慧大师之考察

浙江湖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佛教在这里一直非常兴盛,中国佛教史上的伟人也在这里不断涌出,先后有律宗的道宣,天台宗的仁岳,禅宗的皎然,净土宗的藕益大师,以及居士赵孟頫等人。此外,湖州也是中国观音崇拜的四大祖庭之一,据说现在的湖州城内的铁佛寺是妙庄公主出家地,一直受到了人们的尊崇,总之,湖州的佛教历史深厚,值得学术界关注。本文以宋代湖州祇园寺的禅慧大师的'行业录'为研究对象,做一粗浅的考察。

广西佛教与中国佛教

广西佛教是中国佛教里面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学术界对它非常陌生,因为广西佛教界在现代佛教里一直影响不大,致使学者们误读广西佛教,以为没有多少内涵。本文梳理了广西佛教历史文化,指出了广西佛教对中国佛教所做的贡献,及其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并特别总结出广西佛教是中国佛教的“海上释源”“佛教中国化的‘理论之源’”“南宗之源”“中国化的净土信仰之源”“当代中国佛教改革之源”等几方面特质,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重新定位广西佛教,促使广西佛教在中国化的道路上走出更好的步子。

《佛说水沫所漂经》之研究

《水沫所漂经》汉译本按照历史年代排序为:后汉安息三藏安世高译的《五阴譬喻经》→东晋西域沙门竺昙无兰译的《佛说水沫所漂经》→南朝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十(二六五)。四百年里出现三个译本,说明这部经典在当时是有影响的。而且,20世纪末又出现了汉译巴利文本。此经选择水沫为例说明世界万物的聚散皆为假相,揭示诸法空性,给佛教认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北传译本各本字数出入不大,比巴利文译本只少几十字。所有译本在叙事方式、文章结构、内容顺序等各方面基本一致,说明这部经典出自于同一个地方或同一个版本。造经的地点很可能是北印度恒河地区。

明代少林寺曹洞宗小山宗书禅师评述

明代因为藩王分封的管理体制,促使少林寺与郑王家族发生关系。嘉靖时期的少林寺住持月舟文载和小山宗书师徒二人成为少林寺曹洞宗史上的分水岭。本文考证月舟文载是临济宗鹅头禅师派的法子,其弟子小山宗书则是曹洞宗贾菩萨一派的传人。明清时代宗脉紊乱,灯录穷出,各派为了争正统,都在出书造势。小山宗书因为坐位少林,故受到禅门某些人的指责,少林寺曹洞宗也于此时分裂为二。

“中国佛教会重庆办事处”在重庆的曲折与结束

抗战期间中国佛教会没有随国民政府南迁重庆,而被迫停止职能。重庆的佛教人士要求重新组织中国佛教会,在太虚与章嘉等佛教界人士的推动下,佛教界在重庆成立了"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意欲整理佛教,此举受到四川、贵州等地佛教界的支持。国民政府看到了佛教界百万僧尼的能量,以及佛教在海内外的影响,但对如何整理与组织,政府与佛教界的意见是不一致的,由于诸种原因,最后中国佛教会在重庆也没有得以恢复,整理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圆瑛大师的社会伦理思想

圆瑛大师二乘兼通,广博宏深,台贤并弘,禅净双修,福慧二严,行解同优,德行卓 著,道风高超,深受人们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