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构成分析

任何形式的廉政文化都由"事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构成,而以时代条件所需要的廉洁目标贯穿其中。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事物"体现在建筑、服饰、饮食、音乐等方面;廉政文化中的"制度"是维护社会等级结构、保障君臣民各安其分、对廉洁自律的官员进行补偿的制度;廉政文化中的"心理"主要是以民为本的心理、厚德载物的心理和知恩图报的心理。系统了解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构成状况,可以为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历史视角下执政忧患意识的影响因素及质量提升研究——执政意识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执政活动是国家的普遍活动,忧患意识建设问题也是传统社会的重要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影响执政忧患意识的主要因素是执政者的综合素质、执政绩效、政治体制和运作方式、社会矛盾的强度和烈度等。要提升执政忧患意识质量,其基本途径和方法是:构建合理的执政目标体系;执政者正确地认识、评价和宣传执政绩效;建立信息自由流通和共享机制。了解执政忧患意识建设的一般规律,可以为我们党的执政意识建设提供参考。

中国传统民生理论的特点分析

中国传统民生理论是对社会下层的关怀,而不是在平等民主的基础上统筹全体公民的生活;传统民生事业的动力来自统治集团的等级优越感和危机感,因而民生事业包含诸多矛盾,缺乏一以贯之的政策和意志;在"食为民本"背后,是民众在各得其所分配框架内的无奈与凄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贫富观及其评价

中国传统贫富观由各种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理论观点构成,强调心理调节功能是它们共同的特点;评价传统贫富观要充分考虑其历史性,并注意借鉴其构建技术,为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贫富观服务。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对近代中国道路模式的构建

张之洞《劝学篇》完整提出了"中体西用"的主张。"中体西用"不仅是对中西文化的地位安排和策略说明,更是近代中国道路模式构建的系统尝试。在近代"变局"中,张之洞从政治、文化与民族认同的统一中阐述了他的"中国观",在这个基础上,他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模式进行了具体设计。客观评价张之洞所构建的中国道路模式仍然很有必要。

盛世危机:基于互动模型的传统治道功能的逻辑与历史分析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往往在鼎盛时期遭遇乱局,这种现象早已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认为,历史是由参与互动的各种要素共同作用造成的。传统治道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介体,其在互动中的致乱作用不容忽视。传统治道中的等级设计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有序化,但必然在盛世互动中引发当权者的奢侈之风;解决民生问题不是传统治道的惟一目标和最终目标,所以家给人足理想实现后,当权者的工作重心偏离民生问题在传统治道中具有某种合理性;以心换心,有限度地开放言路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帮助政府预防、减少和纠正决策失误,但在盛世到来的时候却逐渐造成言路堵塞,最终使君臣民关系由相对和谐趋于全面紧张。

反腐败的理论内涵及发展趋势——反腐败的法治认同功能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反腐败是当前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腐败涵义的诠释较多,但对反腐败涵义的诠释重视不够。反腐败是人类维护和改善共同体生活的一种斗争形式,所有的社会成员或组织都可能成为反腐败的主体,反腐败的本质是通过规范权力运用以塑造社会,反腐败的未来发展是充分实现其法治认同功能。深入探察反腐败的理论内涵,可以为反腐败的"标本兼治"提供有益的启示。

正确认识和把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环节,在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提高教学效果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人们对实践教学的认识还不够全面科学,从而制约着实践教学育人功能的发挥。要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效果,必须首先解决认识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辨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躬自厚"的一面,已被人们广为阐释。与"躬自厚"的一面相比,"责于人"的一面更能反映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在许多时候,"躬自厚"是各种身份的人为了能够"责于人"而作的准备;君臣民互相责以本分,是传统政治活动的基本样式;而古代社会诸多矛盾的生成及其解决办法,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责于人"的政治文化有关。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文化,对于合理解释古代中国治乱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设计的原则与精义略论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家庭和谐的实现有赖于家庭美德建设，而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建设必须吸收传统家庭道德的精华，这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无庸置疑的浅显道理。然而，在人们一方面称赞诸如孝道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批判其局限性的研究模式中，

论现代社会助人为乐精神的困境与出路

人们普遍认同助人为乐的价值观,但助人为乐精神在现代社会陷入了"好人不得好报"、"送爱心遭遇拒绝"、"善恶不定"等困境,分析了产生原因,并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促使助人为乐精神走出困境的对策。

传统政治思想中民本、仁政与民生的关系分析

要准确把握传统民生方略的性质,必须对它的理论基础有所了解。传统民生方略的理论基础是民本和仁政思想,而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的内涵是不同的,民本不是仁政的实质,也不是仁政的拓展,两者之间是互为前提和结果的关系。传统民生方略的这一特点,使我国古代民生事业成为一种非常微妙的政治活动。

近代中国民主政治演进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

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同时受到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双引力场的影响,各种政治思想和制度设计必须在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在这一进程中,来自西方的文化信息经常被弯折或碎片化,而中国文化元素经常投射到西方,中国文化元素与碎片化了的西方文化内容重新组合,构建了被认为是融贯中西的超越性模式,通过以上方式,中国人在西学的同时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回归。

中国传统和谐社会的设计原理与运行条件分析

中国传统和谐社会的设计原理,体现在等级、本分与补偿原则之中。君臣民的等级划分是其逻辑的起点,各等级都有相应的本分规定。在这样的设计中,只要君臣民各安其分,则各自的利益就会通过相互补偿的方式得到实现,各得其所的"有道"状态就会出现。在这样的政治设计中,社会和谐有赖于三个主要条件的满足,即中央政府有权威、各级官吏恪尽职守以及民众的生存权利有保障。但因为多种干扰因素的存在,各种条件很难同时得到满足,所以古代社会盛世是短暂的和不稳定的。

传统民生方略与社会治乱

保障民生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要政之一,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传统民生方略虽然周详备至,但本质上却是为了维护等级政治;它以轻徭薄赋等消极作为为主,而不是以发展生产、调节分配等积极作为为主;当政府不能不积极作为的时候,又总是增加百姓负担,并且缺少科学的精神。传统民生方略的实施在一定条件下会带来社会和谐与稳定,但最终不能避免社会矛盾的累积和爆发。

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有理想主义型、权力至上型和调合型三种类型,而与古代国家治理直接相关的是调合型政治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首先将人们分别纳入不同的等级结构中,赋予不同等级身份的人以不同的本分要求,同时对人们因恪守本分而暂时得不到满足的利益给予相对合理的补偿,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所蕴含的基本政治智慧。传统政治智慧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对国家治理作整体思考,善于利用补偿杠杆调节社会矛盾,注重预防政治风险和保障文明传承,其政治理性的运用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

反腐败斗争中法治认同的形成机理分析

法治认同是法治社会运行的基础,反腐败斗争应该关注人们法治认同的形成。法治认同的形成与反腐败的目标、手段、体系、绩效等多方面因素相关,反腐败斗争要促进法治认同的形成必须满足一系列基本条件:反腐败目标的集成化、反腐败手段的合道德性、反腐败体系的法本位结构、反腐败致治的良好绩效以及反腐败对社会生活的合理引导等。把握反腐败法治认同的形成机理,有利于促进反腐败斗争与法治社会建设的协同发展。

君主政治格局内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和谐问题

君主政治下人的自由问题关涉到传统型和谐社会的可能性与限度,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辨析。本文认为,在古代中国社会,个人的自由意志得不到道德和法律的明确尊重,但"宽猛相济"、"世重世轻"的立法精神和执法理念以及受政府管理方式、管理能力、分散的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个人的自由意志也能够以曲折、隐晦、合法半合法的形式存在和实现;另外,个人对自由的需要程度比较低,和与君主政治相协调的社会心理等因素,都使个人的自由意志不与君主政治发生尖锐冲突。这是传统型和谐社会出现的一种基础,同时也是传统型和谐社会的局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