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教育融入团学活动的数字媒介与长效机制

学好“四史”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牢记初心使命、接续奋斗的重要动力。共青团员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应该在广泛的团学活动中开展“四史”教育以筑牢信仰之基。然而,“四史”教育融入团学活动过程中容易流于形式、流于表面,需解决延广、延深、延续三个问题。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及数据化路径的普及,依托智慧团建、到梦空间、志愿服务系统,实现“四史”学习教育及贯彻落实的数据化、指标化和可视化,并进行激励和制度的调整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路径。

《水浒传》中主体的书写与家国关系——以书中的四起家庭命案为例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描写了宋江杀妾、武松杀嫂,杨雄、卢俊义杀妻这四起家庭命案。通过对这四起家庭命案的研究发现,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其个体对各种欲望的追求,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体现了在严密的伦理秩序下主体意识已成为一股不自觉的力量在崛起。"淫妇"的形象、"盗贼乱作"的现象反映了人们对封建伦理道德和法律压制的一种抗争。

个体意识与创作自觉——论李贽“童心说”与本居宣长“物哀说”

创作自觉应以创作主体的个体意识的自觉为前提,而个体意识在儒家文化盛行的背景下,往往被伦理和秩序所遮蔽。反映在文学中,则表现为文学创作的非个人化特征,重视文学的工具属性。李贽的“童心说”和本居宣长的“物哀说”都强调文学的创作自觉,强调对创作主体意识与情感的真实表现,反映出了封建社会晚期,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创作自觉成为中日两国文学创作的一个规律,呈现中日两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化具有一定自发性,乃至同步性。“童心说”更侧重个人的绝对自由,强调情感的“直”与“真”;“物哀说”则侧重“物”与“我”的相互交融,视物为“心”,并最终实现“以心感心”。因其侧重点不一样,其对文学的影响也各不一样,显示了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特色和理论追求。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朱山坡小说的新南方书写--从“蛋镇”和“电影院”谈起

朱山坡作品中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叙事方式是研究者着重关注的对象,《风暴预警期》和《蛋镇电影院》是最能体现朱山坡小说这种特色的最新成果,这两部作品中共同出现了“蛋镇”和“电影院”这两个元素,二者的结合使朱山坡在小说创作中不仅深入挖掘到南方地域的独特性和典型性,而且还找到了更合适的表现载体。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视域出发,可以发现,南方独特的地理、人文条件铸成了朱山坡小说的内在性格,“蛋镇”和“电影院”的联动使南方人物的性格命运仿佛被置于放大镜下去观察和审视,并在“电影院”的里与外糅合荒诞与现实、冷静与温情、夸张与写实,为南方叙事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