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甘于枯坐冷板凳——我的学术之路

作者介绍了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一些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并着重讲述《郭沫若的文学道路》成书的经过及其在郭沫若文学研究领域的业绩与治学经验,尤其提出了治学者应具备的“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甘于枯坐冷板凳”的精神品质。

张天翼短篇创作风格论

张天翼在解放前写了近百篇短篇小说，八部长篇小说（包括长篇童话）。比较说来，作者在短篇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更大些。张天翼的短篇，是严格意义上的、名副其实的短篇。他在短篇创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至今仍有借鉴的意义。

序姜铮《人的解放与艺术的解放》

恩格斯说:“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当然不是他自己标榜吹捧起来的。郭沫若给我们留下的等身著作,是一份珍贵而又丰富的文化遗产;尽管我们可以从他的浩瀚著述中找出某些失误或疏漏,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他的文化巨人的崇高形象,抹煞不了他的作品的总体价值——无论是它的社会功利价值还是它的美学价值。

论郭沫若的文艺鉴赏观

文化艺术活动,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性活动。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除了从事紧张的物质生产劳动外,都离不开精神活动,都有美化自己的精神生活的需求,都想在文化艺术活动中得到愉快和休息,获取审美的愉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复杂多样,他们都希望使自己的精神生活变得更丰富多采。因此,不止于文学艺术,甚至在非艺术领域,都渗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郭沫若受英国唯美主义倡导者王尔德的影响,于二十年代中期曾经提出“生活的艺术化”的美学原则,让艺术的精神跨越出艺术的天地,扩展到风景区的绿化,环境幽雅,住宅的美观与舒适,以至“日常生活的用具,就如一只茶杯,一张邮票,都要具有艺术的风味”。

“青春型”的学刊

《郭沫若学刊》编辑部： 贵刊创刊百期，恰逢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此乃学术界、出版界一盛事，可喜可贺。

郭沫若历史剧新探

近几年来,随着历史文学创作的繁荣,许多有关的理论问题又重新被提出来讨论,同时对郭沫若等作家的历史剧创作的成败得失也重新进行了探讨。比之六十年代初期,这次讨论是更加深入与广泛了,学术问题的切磋也显得比较民主与平等,它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文学创作的发展是有着现实的理论意义的。笔者在这里也想就郭沫若历史剧的几个问题重新作些探讨,刍荛之见,敬请各位学人指正。

现实主义的深化——张天翼小说创作的演进

一文艺观的转变学生时代的张天翼,从1922年涉足文坛,在林琴南与《礼拜六》之类的影响下,开始写些滑稽小说。这些早期的作品,镂刻着张天翼青年时代生活和思想的印记,表现了一个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文学青年的守旧立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些作品,除了艺术上比较粗糙外,不难看出它的反现实主义的倾向。这不仅因作者尾随在林琴南等“保守派”后面,扮演封建“小老头”的角色,否认“五四”以后“人”的觉醒这一历史的走向。

《故事新编》与《豕蹄》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创作历史小说几乎是同步的。鲁迅始于1922年10月发表短篇《不周山》(后改名《补天》);郭沫若于1923年7、8月先后发表短篇《(宛鸟)》(后改名《漆园吏游梁》)、《函谷关》(后改名《柱下史入关》)。鲁迅于1936年1月出版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郭沫若于同年10月出版历史小说集《豕蹄》。

论创造社作家的文化心态

作者认为,“创造社在‘五四’思想革命中,把人的解放、自我的解放当作反封建的第一要务。‘人’被摆在一个非常醒目、非常重要的位置上。面对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创造社作家以浓重的感情色彩去张扬人的解放、自我的解放,以此确认自己的文化选择,建立新的价值标准。他们代表了一代新的知识分子觉醒的心态.要求踅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真正价值,寻求独立自主的人生道路,以喧嚣自我跻身文坛,呼唤人的觉醒。”“

再塑现代文化伟人的肖像──读秦川的近著《郭沫若评传》

再塑现代文化伟人的肖像──读秦川的近著《郭沫若评传》黄侯兴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中，人们已经不满足于过去那种带有复述性质的为人物立传的一元格局，探索着把对传主生平事迹的考察、勾勒同对传主每一个时期著述的宏观把握与系统研究融为一体。这不仅丰富了传主的形象，在...

一部有特色的作家比较研究著作——读《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

张恩和同志的《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对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有过重大贡献并且可以代表发展方向的两位文豪,作了较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这一研究课题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而且,比之过去某些简单化的类比或自挟成见的批评,它在立论的态度和比较的方法上,都有明显的进步与突破。

凝结着鲜血的革命友谊——读《三十年代上海》

尾崎秀实因佐尔格事件被日本军部法西斯枪决,迄今已近半个世纪了。这位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进步记者,是在我国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来到上海的。如他自己所说,“我住在这个上海,当时还年轻,怀着一股不成熟的热情。

反空话 去谎言 存诚实——《鲁迅与报刊》之一

毛泽东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之首,他说“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鲁迅认为,人会写字作文,既是一种进步,也意味着从此堕落,“因为那时开始了说空话”,“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空话是假话的变种。好说空话的人,必然也好说假话,他们总是随意地瞎说一气。

“马亦怀兮仆亦哀”——哭王瑶师

灰朦朦的冬日,仿佛映衬了我现在的心绪——我的沉郁(?)悲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现在艰难地提起笔来,一种沉重的失落感,使我不知该怎样写下这篇纪念的文字。

心理分析:鲁迅杂文的一个审视点

吴中杰同志的《论鲁迅的杂文创作》(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日出版),是近年来难得出版的一部较系统地研究鲁迅杂文的学术著作。它多层面、多视角地探讨鲁迅杂文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对这些杂文的思想容量——其中所包含的许多意蕴、人生哲理,同时作了深刻的剖析和精到的阐发。作者的历史考察,是把它放在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大背景中,顾及到鲁迅的全人、全部作品进行的。

作家的使命意识与艺术个性

文学艺术家要表现时代生活,成为时代的忠实的代言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家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但近年来,有些文艺家不乐意承认文艺的这种社会性,不肯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把创作看作是“自我”的玩味,即所谓“玩小说”、“玩电影”。这种文艺主张是不够正确的。中外文艺实践已经说明,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朦胧些、晦涩些,可以富有哲理的意味,但社会生活不能凭空捏造,时代也无法超越。从新时期的文艺创作看,凡是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的,莫不是作家植根于现实。

郭沫若、郁达夫文艺思想比较论

郭沫若和郁达夫都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在各自擅长的诗歌、戏剧与小说、散文创作中均可以称之为一代宗师。人们习惯于以郭沫若同鲁迅相比,但他们毕竟属于民主革命文化前驱者的两代人,而且这种比较联系,主要是建立在文化思想的层次上。如果把视野放在同代人身上、放在文学活动层次上,郭沫若与郁达夫各自经历的文学生涯也许会带给人们一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