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的发展——访黄力之教授

这个问题，可以从我的所遇谈起。2001年10月，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为我的学术访问所举行的报告会上，有位研究生提出：在当今，如果有人自称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会被人当成“黑色幽默”，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守正创新:文化传承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

在文化的时间关系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支点是守正创新,只有正确进行守正创新,文化自信才能充分自觉。文化传承起于文化发展的最初历史阶段,由家庭与社会的口口相传发展到简单的审美符号相传,具有无意识的特点。马克思的文化传承思想强调了文化传统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断裂而断裂。列宁在文化政策上保护了传统文化,但在理论上不相信统一的民族文化的存在。毛泽东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最初有较多批评,后来形成明确的理论表述,即“批判继承”。在新时代,随着中国崛起,其文化形象成为突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则顺应了时代发展需要。守正创新一方面确认了对传统的自觉传承,在此基础上承认文化自信高于政治与理论的自信,另一方面用具有明确的价值性的“守正”取代一般性的“批判继承”,然后明确提出要创新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创新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体”“用”模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19世纪形成的体用一元的模式(西方开创的工业化为用、西方民主制度和西方价值观为体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更多非西方国家开创了体用二元的模式(西方开创的工业化为用、非西方政治制度和非西方价值观为体模式)。体用二元模式意味着差别性现代化也即多样性现代化的存在。“中体西用”模式其实是多样性现代化的早期表述,当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为多样性现代化提供了楷模。为了解决人类社会的差别性现代化矛盾与当下的共同性危机,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其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明之争,中国式现代化凭此称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重构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创新之关系问题,存在时代差异,必须从特定语境历史与当下现实之关系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问题相关论断进行深度重构,即重新阐释并构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对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有太多的描述,而对文化西化的资本主义弊端讲得比较简单。习近平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问题相关论断进行了重构,明确拒绝文化上的全盘西化,使马克思恩格斯论断中原有的两个要素(一般的文化全球化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与中华文化的自主性达到一种新的平衡。针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的“观念形态彻底决裂论”,习近平提出了“两个结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样,这个有机体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不再是原封不动的传统文化——已经由马克思主义的嵌入而发生了必要的决裂;而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存在于“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时,便说明了革命并不意味着完全切割文化传统,该保留的依然保留并发展。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中的文化价值问题

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可分为意识形态的精神生产与自由的精神生产两种形式,突出了精神生产的文化哲学意义。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研究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的精神文化价值是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一种克服,而作为精神生产的艺术性创造则是其他一切劳动都向往的一种劳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对人文形式的精神生产(科学技术之外)的经济社会价值是比较忽视的。在经济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文形式的精神生产的经济社会价值会进一步增大。问题不在于产业化的形式,而在于如何保持精神文化价值与经济社会价值的统一。

再论文化帝国主义问题

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不能完全依赖于军事征服,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必然走向。文化帝国主义的基本结构是:器物上的文化帝国主义是基础,制度上的文化帝国主义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最终目标,观念上的文化帝国主义更具有操作的关键性。在当代,现代化的全球化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的文化叙事结构之中,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不断深入研究现代化神话后面的东西,学会以全球的方式思考和行动。

巴黎手稿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尽管巴黎手稿只在个别地方使用了文化这一术语,但仔细探究之,会发现它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纲领性文献,因为它不是个别地,而是普遍地接触并解决了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

从维柯到康德:前马克思时期的文化哲学

文化哲学发轫于18世纪,首推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质疑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时,维柯在《新科学》用"人类的形而上学"或者"人类心智上的形而上学"概念,以对抗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创立了事实上的文化哲学。此后的康德认为,理性胜利的思想要远远高于只关心人的自然生存的本能。自然本身不包含人类事业的理性构造,达不到真正的"人"的目的。使人从自然物过渡为一个理性物的中介就是文化。康德关于文化的思考是从自然与社会之关系着眼的。康德的文化哲学理念是以人的社会性(类特性)为中心的。18世纪是"文化史观"的世纪,马克思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批判地接受文化过程对人的形成意义,以及如何使之更科学化。

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概念

本文以18、19世纪欧洲学术思想为背景,全面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使用情况,发现:相对于当时的文化研究状况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文化哲学”的缺席,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意识了到当时所谓文化研究的唯心主义倾向。但作为一种新历史哲学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忽视今天人们所说的种种文化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现象的研究是通过“文明”概念、“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概念、“意识形态”概念,甚至还有“上层建筑”概念来进行的,这提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构建的科学路径之所在。

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当代建构

当今世界的现代性问题在日益突破单一学科的限制 ,越来越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文化哲学解释 ,只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当代建构才能完成这一任务。文章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和运用 ,澄清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一些模糊认识 ,主张在整合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重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在合理解释文化变迁的基础上为人类提供更加文明的发展模式。

论资本—文化同盟

资本即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随着资本逻辑在广度和深度上对社会生活的渗透,资本与文化之间形成了事实同盟:资本逻辑使文化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技术提升以及传播范围的最大化;而文化则使资本逻辑获得最大范围的控制权——超越物质领域,进入精神领域,甚至包括无意识领域。资本—文化同盟之消极性,既在于道义的缺失,也在于不可持续性。限制资本—文化同盟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根本出路在于确认文化特殊性的理念与机制,要以人类之理想、信念,创造出超越物欲主义的精神文明。

论社会主流价值观构建的逆向性特征

价值观发生的路径是:最初发生于人的自然禀性,然后由社会规范导向发展。当一定社会的经济机制与人的自然禀性大体相适应时,社会价值观的构建出现顺向性特征;如果在不改变"大体相适应"的状态下,去建设一种改造人的自然禀性的社会价值观,则可称为社会主流价值文化构建的逆向性特征。有人认为既然当今社会的实际主流价值观是拜金主义,那就顺向而构建好了,不必多此一举地构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文化。本文的观点是:逆向性特征才是真正符合文明要求的构建,即使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也是如此。社会必须知难而行。

论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坚定意志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被称为冲出“历史三峡”。中国共产党有着实现现代化的坚定意志。中国共产党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定位在现代化的中国,为现代化构筑了历史平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现代化航程。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一是为现代化正名;二是确定现代化的参照系主要在发达国家,以赶上时代为改革之目的;三是承认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习近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党的几代领导人追求现代化的坚定意志并开拓前行。一方面,在逆全球化思潮肆虐时,坚持全球化、坚持对外开放的思想不动摇;另一方面,面对内部的“现代化即西化”思潮,区分清楚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坚守现代化,拒绝全盘西化。同时,习近平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看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文化产业与中国主流价值文化的生产

"文化产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批判性概念,但它并非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可取的。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路径是从旧中国的小规模文化产业到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再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并举。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并举是对党的传统文化建设思路的突破。只要确认社会效益的首要地位,把握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平衡机制,文化产业运作方式便能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文化的构建做出贡献。

论国家形象视域中的文化软实力问题

文化软实力的高下与国家形象存在正比关系。在国家形象问题上,主观性和非绝对性要大于客观性和绝对性,必须分层次、分性质地讨论这个问题。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前提无疑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怎样对待人,这是国家软实力与国家形象的根本之所在。国家形象必须以道义为基础,即使不能以道义为优先考虑,也要"看上去很道义"。美国维持国家软实力的经验是,要善于保持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的平衡关系,既不会为了道义而放弃国家利益,也不会在谋取国家利益时弃道义表述于不顾,确保了"看上去很道义"。

现代性的资本逻辑:一元模式与多样模式的重合

关于现代性的模式有一元与多样之分,一元模式论强调了西方模式的唯一性,多样模式论则试图寻求西方之外的道路。由于现代性的真正有效性取决于资本的逻辑力量,而不是关于人的文化观念,因此,当下的现代性模式本质上是一元的。资本逻辑越是有效,世界的前景则更具危险性。解决中国与世界的现代性问题,必须对资本逻辑进行反思。

后现代主义:西方之根与中国之无根

本文是对 90年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回顾。文章首先分析了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由来 ,认为它在西方是有根的 ,即西方社会发展已越过现代化的极限 ,产生了哲学意义上的虚无感 ,终而走向解构 ;而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只是在现象上相似于西方 ,实质上却是无根的 ,这是由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建构中心所决定的。因此 ,所谓“后现代主义”话题终于在 90年代中后期演变为“人文精神”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概念是法国托拉西提出的,德国古典哲学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这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直接的启发性。马克思不仅对意识形态作了结构上的定位,而且作了功能上的阐释。从社会功能上看,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功能,人们可以借以"意识到"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作为服务于一定经济基础的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认识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目的,是为了"力求""克服"它,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仅具有认识的功能,还具有实践的功能,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但马克思忽视了"文化大于意识形态"的现象,恩格斯所说的"文化"显然是超越于意识形态的,凸显了非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文化研究视野对意识形态分析的结构性补充意义更为必要。广告及整个文化工业都是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脱节的,尽管可以去分析和指认它们的意识形态本性,但不能认为它们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生产,人们一般只承认广告是文化而不承认是意识形态。这样,区分并承认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差别,承认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自身的局限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说明,必须遵循文明交流互鉴的规律,文明的交流互鉴是全球化时代的大趋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使自己在世界上有着先进性文明的定评,努力在于自己,评价在于别人。中国式现代化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吻合在于:一方面它包含了“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即别的现代化国家所拥有的技术向度和伦理向度,中国同样拥有;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则是中国依据自己的国情对满足技术向度和伦理向度的独特解决。处理好与外域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是“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之本义。做好这一工作,中华文化才能真正形成与自己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真正显示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当代转换

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欲在新世纪获得活力 ,必须对所有命题进行当代转换。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一传统命题的当代转换从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批判反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本的重新解读、转型社会审美文化的意识形态阐释欲望三个方面肯定了其当代转换的可能性。一方面以这种当代转换去丰富发展意识形态论本身 ,另一方面以此揭示出当代审美文化的内在机制和可能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