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民推动到国家主导——行政公益诉讼变迁反思

从功能视角来看,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可以划分为未制度化的时期(1997—2015)与制度化的时期(2015—2020)。从未制度化向制度化转换的过程中,行政公益诉讼的动力机制从公民推动型转换为国家主导型。伴随着动力机制的变迁,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定位从自发型权力监督转变为组织型权力监督,反映出权力与权利、权力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博弈与互动。然而,在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期,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制度安排反而呈现出一种检察机关主导的国家化逻辑。这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潜能与机遇,同样也有新的问题与挑战。

央地关系视角下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实践及其功能定位——兼论新时代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

长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实效性饱受学界诟病,论者或从备案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审查模式等视角提出解释。然而上述制度主义的解释视角,忽视了制度所处的动态变迁的央地关系影响和塑造了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有效实施这一事实。实际上,从央地关系这一语境化的视角出发,基于集权-放权模式考察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生成史与演进史,并结合1982年《宪法》自身“改革宪法”的理论逻辑,可以更有力地解释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实效性困境,进而对改革开放以来法规备案审查的功能实践重新进行定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集权举措频繁,改革开放以来的央地关系正在进行制度化、法治化的重塑。在此改革背景下,需要对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现状与未来进行反思与展望,并在对这一历史经验反思的基础之上,为新时代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提供些许镜鉴。

民主抑或独裁:论马克斯·韦伯“领袖民主制”的宪法观

长期以来,马克斯·韦伯的'领袖民主制'的宪法设计被学界分别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价值立场进行解读,并由此把韦伯描述成一位民族主义者,或描述成一位自由主义者。这种基于单一实质价值立场的解读既无法洞察韦伯的形式主义的宪法观所具有的正当性的内在限度,亦无法呈现出韦伯思想中更为深刻的理性化与自由的悖论。实际上,韦伯'领袖民主制'的宪法设计的初衷,来源于官僚支配与大众民主这一现代政治的双重背景。这既体现出韦伯政治思想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政治价值的纠缠,同时亦反映出韦伯对普遍理性化进程的现代性命题的深刻把握与现实反思。

忘情政治:论萧公权的低调宪制观

在近代中国宪法史上,萧公权宪制思想的地位似乎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同于激进与保守的二元论调,作为一位温和的宪制论者,不仕不党的萧公权自谓以一种超党派的客观立场对待宪制问题。这样一种超越激进与保守的立场,导致在激进论者那里,他似乎显得保守;在保守论者看来,他又显得激进。事实上,无论是激进派或保守派的标签,都很难完整描述萧氏宪制思想中调和与独立、妥协与坚守的复杂面向。准确理解萧氏的宪制思想,一方面,需要联系他早年接受新旧教育的经历,特别是其“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身份,这是影响其宪制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另一方面,必须意识到,仅仅分析萧氏的具体宪制主张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其宪制思想的浅层结构,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作为其宪制思想深层结构的自由观、政治观,以及政治理论观,并将萧氏宪制思想的浅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置于同一理论脉络当中作整体理解。而从大的时代格局来看,激进论也好,保守论也罢,甚至萧公权温和审慎的低调宪制观,都难逃作为屠龙之术的宿命。近代中国政治的革命逻辑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趋势使得他们的宪制思想最终成为种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式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