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病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估体系构建——以模糊综合评价为视角

强制医疗作为特殊的司法审查程序,对案涉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影响极大。《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原则性的立法精神,即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为决定是否给予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重要的主观依据。但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上未对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作出明确可操作的界定,导致法官的裁判标准莫衷一是。因此,对精神病人人身危险性的概念进行明晰、对法官认定人身危险性的自由心证进行规范、对人身危险性评价指标与人身危险性的相关度进行分析是准确把握强制医疗适用标准的前提,而上述概念、指标、相关度的模糊性与模糊综合评价原理有较高的契合度。故运用模糊理论,设置精神病人人身危险性评价指标,并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对准确认定精神病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提供了一种理论可能性。

小商人制度下的小商贩合法化进路——以营业权为中心

我国商法不认可小商贩的合法地位,要么是私法制度架构缺位,忽视对小商贩营业权的保护,要么是公法越位管理,侵犯小商贩的营业权。以保护小商贩的营业权为中心,借鉴大陆法系的小商人制度,在现有的个体工商户的制度框架下,采取类似于德国自由登记商人的改革措施,在商事登记、营业能力、运营管制方面着手,实现小商贩的合法化。

原则与例外: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司法适用之思

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是在股东出资期限利益与债权人保护权衡后所作出的制度选择,其有效地弥补了认缴制下存在的法律漏洞。从债权人整体利益保护出发,应确立限制非破产情形下单个债权人主张股东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基本原则。但当期限利益被滥用,严重损害单个债权人的期限利益之时,在特定情形下,应赋予债权人向认缴股东主张认缴出资加速到期的权利。依据法律逻辑及制度内涵,司法实践中对以下三种情形:债权设定时,股东的相关行为已使得该债权人对股东未届出资期限的出资额产生高度确信和依赖;公司的法人股东为绝对控股股东或者全资股东进入破产程序,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认缴出资股东存在借认缴期限恶意逃避股东责任之时,应予考虑适用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制度。

“拿住”困境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税收政策之审思

伴随着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崛起,我国中小企业数量迅速增加,对经济格局的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正遭遇着一种"拿住"困境,基于运用税收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理论依据,借鉴发达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结合当前我国税收政策实践,从比较分析的角度予以审视思考,对促使我国中小企业走上长期健康发展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小产权房利益博弈机理及利益重构范式研究

在农民的"自我城市化"革命中,小产权房的出现,不仅是对中国现行土地制度供应不足和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失灵的有力回应,更是对中国二元城乡结构制度性缺陷的极大挑战。理顺多元博弈主体间的利益纠结,是解决小产权房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探讨小产权房利益博弈机理,寻求构建小产权房合理合法的利益路径势在必行。

跨越理性的界碑:股市过度投机行为的反思与重构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现在的股票市场还不是一个有效吸纳、配置资本的市场,而是以股价的异常波动和过度投机为典型特征。通过对中国股市运行的实际考察,寻找推动股市过度投机的背景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对我国股市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有所裨益。

城镇化进程与我国农村生态保护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阶段,也是促进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然而,盲目推进城镇化却让我们陷入了一种价值悖论,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恶性互动,使我们从"富饶的贫困"逐渐走向"贫困的富饶"。本文试图以农村生态保护为例,运用盖多.卡拉布雷西的悲剧性选择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探析解决农村生态保护问题的合理合法的制度模式。解决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农业生态环境负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采取对严重环境污染的直接管制措施,此外,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和自愿协商也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的有效手段。

产权论视域下的小产权房问题探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产权改制的不断深入，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略的提出，城市与农村规划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随着建设部的购房风险提示和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禁令接连出台，小产权房开始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之中。关于其是否合法，该不该合法及它的存在能否平抑房价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我国股市过度投机的诱因及法律治理路径阐析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现在的股票市场还不是一个有效吸纳、配置资本的市场，而是以股价的异常波动和过度投机为典型特征的市场。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股市运行的实际考察，寻找推动股市过度投机的背景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对我国股市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有所稗益。

信息时代下的诚信问题:试析民事诉讼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法律是群体理性的一种反映，法律在保护部分人利益的同时必定会损害到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任何一部法律的执行都必须以执法者和守法者的良好法律意识为前提，否则再完善的法律也将在执行过程中被规避，再有价值的法律也将形同虚设。人类社会即将步入典型的信用时代，人们传统的伦理道德应逐渐上升成为自身依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具体规范。

商人精神与商人欲求的多维反思与重构

根植于不同经济维度下的经济实体导致群体价值的转变，伴随着农耕文明下的商业形态日趋衰退，一种衍生于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新型商业形态变革着商人群体的价值主张。法律作为群体价值理性的一种反映，必须不断的反映着群体的价值需求。分析商人精神的内在要素，尊重商人的本质欲求，重构商人精神体系，保障商人权利欲求势在必行。

政府模型变迁与金融控制行为重构范式考量

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决定性作用勿容置疑，如果制度不能适当的反映资源稀缺性和经济机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会出现行为的扭曲。“双失灵”理论语域下对政府制度供给行为有着重新的考量，国家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制度供给的失衡，导致社会发展的一种非帕累托最优。反观政府模型变迁中金融控制行为的嬗变，结合美国金融危机，反思我国金融控制行为的制度供给与需求现状，寻求金融危机的诱因及其路径依赖。

竞业禁止纠纷案例司法探析

一、案情简介 杜伟中是北方大学正式在编的事业编制人员，北方大学东风汽车技术服务站（以下简称服务站）是北方大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校办企业。2002年5月28日，杜伟中等3人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取得了对服务站的租赁经营权，并与服务站签订了维修、服务部租赁经营协议书和东风公司产品区域销售项目租赁经营协议书，

民法典视角下《合同法》第51条的体系解释

在不动产、动产法律行为所引起的物权变动中,《合同法》第51条与《合同法》、《物权法》所构成的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不相融。特殊物权变动情形下,无权处分效力待定能够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与我国相关政策相适应,但在实践中并无适用余地,法释〔2012〕7号第3条对此予以确认。善意取得作为区分规则下物权变动的模式,应遵循债权形式主义立法体例的要求。受让人的善意,仅能补正处分权的瑕疵,并不能补正合同的效力。合同的无效,第三人的善意取得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并不是德国法意义上的处分行为,而是仅适用于合同法中的处分行为。该规定可以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则,使得原权利人能够享受无权处分行为所带来的利益,因此《合同法》第51条不具有存在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