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基于《左传》的研究

本文根据《左传》的记载考察了春秋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间干涉,指出维护宗法制度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国家发动干涉的目的;国际社会能逐渐提高对崛起国所发动干涉的认同度,因此干涉不仅是其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且被视为一种国际责任。论文还分析了实力对比、干涉手段与干涉结果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春秋时期频发的干涉行为对邦国关系和国际规范的影响,并提出了考察春秋时期的干涉现象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战国策》的霸权思想及启示

争夺霸权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战国策》的核心内容。该书中的人物普遍认为霸权以综合实力为基础。一些人认为,政治实力是霸权国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而政治实力的强弱则主要取决于人才政策,因此人才争夺成为霸权争夺的根本。这些人物在强调实力的同时也关注国家间规范的作用。他们认为规范是霸权合法性的基础,遵守规范可为霸权国对外动武提供合法性;霸权国建立新规范是必要的,但也有风险。书中主要讨论了兼并和结盟两种争霸战略,这两种战略都以战争为前提。书中的争霸思想认识有助于我们深化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实力、体系、大战略方面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中国崛起战略的思考。

再结盟预期与履约行为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国际联盟成员面临的共同外部威胁程度及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结盟大国是否履行安全承诺的主要原因。现有理论没有充分讨论上述两个基本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结盟大国履行联盟承诺的影响。本文提出,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是解释其是否履行联盟承诺的必要条件。本文选择了现有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的经验现象,检验了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对其履行联盟承诺的影响。本文选择了1936年法国背弃法苏同盟承诺和1939年意大利履行德意同盟承诺两个案例,作为控制变量和理论检验的经验基础。依据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档案,本文提出,1936年英法结盟的前景是法国背弃对苏联安全承诺的重要原因;而1939年除德国之外意大利没有再结盟选项是其履行对德国安全承诺的重要原因。分析结盟大国再结盟的可能性与其是否兑现对联盟承诺的关系,有助于权衡当前中俄结盟前景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影响。

地区竞争、联盟关系与不对称外交战略

一个大国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多个中小国家采取一视同仁或区别对待的政策?地区竞争理论认为,一个大国的地区竞争者数量及其联盟关系塑造了该大国对周边多个中小国家的政策。面对不同数量的地区竞争者,一个大国对多个中小盟国/非盟国采取一视同仁或区别对待的政策。地区竞争理论改进了外部威胁理论和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引入援助能力界定“竞争者”,引入地区竞争和关系变量增加理论的动态性,从而解释相关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1919—1935年法国对中东欧盟国的政策和1933—1941年苏联对中东欧非盟国的政策展示了地区竞争理论的解释力。面对多个弱小盟国,随着法国竞争者数量的增加,其政策由区别对待变为一视同仁;面对多个弱小非盟国,随着苏联竞争者数量的减少,其政策由区别对待变为一视同仁。地区竞争理论具有现实意义。在和平发展过程中,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中国应区分不同地区的竞争者,一视同仁地对待南海争端相关国家并区别对待南亚邻国。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以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是,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起的中国协调,共同塑造地区规则,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共治秩序,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

国际干涉的规范维度

冷战后,规范问题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辩论中得到回归。随着"国际责任论"的兴起,中国在应对干涉问题上面临着利益守成和责任扩展上的消极目标与积极目标的双重挑战。作者从干涉的形式、原因、手段与结果等方面对干涉的规范维度进行了梳理和考察,认为应清晰地思考不干涉规范的内涵和外延,以重塑中国关于干涉的叙述并探讨进行政策调整的可能性。

功能分异与联盟形成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阐述了安全利益与价值观念对联盟形成的作用,但并未充分解释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双边不对称联盟形成的影响。大国—小国的"功能分异"是解释双边不对称联盟形成的必要条件。大国使用武力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小国对大国提供战略资源影响大国之间的权力投射。战略资源包括人口、领土和物资。若大国和小国形成共同预期——小国将对大国排他性地提供战略资源,则大国和小国成功结盟;反之,大国和小国不结盟或结盟失败。依据德国、意大利、苏联、波兰和匈牙利的档案,1919—1941年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结盟的实践检验了现有理论对结盟成败的解释。德国与东欧、北欧国家结盟的实践检验了"功能分异"对结盟成败的影响。1938—1941年,德国要求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芬兰对德国割让领土或提供军队过境权,垄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对外贸易,并增加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芬兰对德国的矿产出口。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答应了德国的要求,德国与它们结盟成功;波兰和南斯拉夫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德国与两国结盟失败。根据"功能分异"理论推断,今后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中国周边成功拓展盟友的可能性不高。

谈判能力与联盟转型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指出,联盟成员共享安全利益的程度和联盟成员共享价值规范的程度是解释联盟类型的两个主要因素。现有理论讨论了产生不同联盟类型的主要因素,但并未讨论联盟转型成败的主要条件。在肯定现有理论解释力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在不对称联盟中,强盟主对弱盟友的谈判能力是解释联盟转型成败的必要条件。强盟主对弱盟友的援助能力、干涉能力、补偿能力和损耗能力越强,联盟转型越容易成功;反之,联盟转型越容易失败。作者选择1936—1937年法国在东欧的联盟转型失败和1940—1941年德国在东欧的联盟转型成功作为检验理论的案例。依据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档案,检验和发展了一个关于不对称联盟转型成败的理论。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有转型的可能性。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援助能力较强,但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干涉能力、补偿能力和损耗能力较弱。因此,美国成功实现亚太地区联盟转型的可能性不高。

“小国集团”的政策协调

现有国际关系理论阐述了产生不同类型的"小国集团"的主要因素,但并未讨论小国集团形成共同对外政策的必要条件。在现有理论基础上,作者提出,"小国集团"的政策协调对象是解释"小国集团"是否能够形成共同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若"小国集团"仅试图协调对某个小国或某个大国的政策,则"小国集团"可以形成共同的对外政策。若"小国集团"试图同时协调对某个小国和某个大国的政策,则"小国集团"无法形成共同的对外政策。作者选择1922—1938年的小协约国和1921—1939年的波兰—罗马尼亚联盟作为检验上述理论的案例。1922—1934年,小协约国只协调针对匈牙利的政策,并形成了共同的对外政策;1935—1938年,小协约国试图同时协调针对匈牙利和德国的政策,没能形成共同的对外政策。与之类似,1921—1931年,波罗联盟只协调针对苏俄(苏联)的政策,并形成了共同的对外政策;1932—1939年,波罗联盟试图同时协调针对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德国的政策,没能形成共同的对外政策。根据这个理论推断,如果东盟只协调针对中国的政策,那么很可能可以形成共同的对华政策。

崛起国如何研判霸权国结盟的可能性

权力转移是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权力消长的过程。霸权国可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改变自身与崛起国的力量对比。因此,崛起国对霸权国结盟可能性的研判直接影响其策略选择。关于霸权国结盟的可能性,崛起国正确或错误研判的条件是什么?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作者提出“意识形态匹配”理论,以崛起国、霸权国和霸权国的潜在盟国间的意识形态匹配情况解释崛起国对“霸权国结盟研判”的正误。在崛起国开始研判后,若霸权国与其潜在盟国意识形态不同而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潜在盟国意识形态相同,崛起国会高估霸权国与其潜在盟国结盟的可能性。若霸权国与其潜在盟国意识形态相同而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潜在盟国意识形态不同,崛起国会低估霸权国与其潜在盟国结盟的可能性。若崛起国、霸权国和霸权国的潜在盟国的意识形态均不同或均相同,崛起国将可以正确估计霸权国与其潜在盟国结盟的可能性。1935—1936年,德国和法国分别是欧洲的崛起国和霸权国。为应对德国的崛起,法国分别试图与意大利、英国和苏联结盟。德国高估了法意结盟的可能性,低估了英法结盟的可能性,但正确估计了法苏结盟的可能性。因此,意识形态匹配情况为崛起国研判霸权国结盟的可能性提供了“基线”。

能力分异与军事协作

军事协作指联盟成员或伙伴国家制订联合作战计划的行动,大国间结盟(结伴)关系引发公开或秘密的军事协作或者无法引发军事协作的条件有待揭示。在现有理论基础上,作者提出军事协作是联盟成员或伙伴国家的信号工具或效率工具,大国相对能力的变化决定联盟或伙伴关系能否引发军事协作。若结盟(结伴)大国的相对能力同时上升,则联盟(伙伴)关系将引发公开军事协作;若结盟(结伴)大国的相对能力同时下降,则联盟(伙伴)关系将引发秘密军事协作;若结盟(结伴)大国的相对能力有升有降,则联盟(伙伴)关系将无法引发军事协作。作者基于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档案,以五组案例检验理论的效力,得到以下发现:1935年法苏联盟没有引发军事协作;1936年英法协约引发了公开军事协作;1935年法意协定、1939年德意联盟和1939年德苏协定均引发了秘密军事协作。根据这一理论,2014—2018年美国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未引发军事协作。但随着美印相对能力的变化,美印伙伴关系的发展可能引发秘密军事协作。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理论意义

国际关系史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交叉领域。国际关系史研究旨在深化世界史学科中关于国家对外政策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理解,并为发展政治学下属的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经验基础。国际关系史研究(以下简称"历史研究")对检验、修正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以下简称"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应寻找能够同时发挥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长处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