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位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著名学者黄宽重先生访谈录

关注世纪之交历史学的发展和演变，不能不留心国际和港台的动向。无论是沉潜求实，或是在科际整合的“内化”过程中追求创新，大陆以外的中国史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均给我们以启迪和省思。黄宽重先生是一位视野广阔，识见卓越的博雅史家，专精于两宋史，尤其是对南宋史研究精深，建树超远。多年来，他游历欧美东洋等地，多次往返于海峡两岸，不单对港台、大陆的史学发展状况有深入了解，对于国际学界的发展趋势，同样见解独到。藉黄宽重先生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之便，2004年6月10日，我们与他相约于河北大学，并于9月中旬，往返于北大、清华之间，特别是在北大朗润园旁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黄先生不厌其烦，利用五天多的时间，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学科整合、国际化趋势与数位化时代的史学研究与教学（续）——著名学者黄宽重先生访谈录

问：在古典文献的电子数位化方面，您是怎样思考的？在您的推动下，中研院史语所展开了哪些工作？将大多数古籍数位化之后，您预计这一工程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贾涉事功述评——以南宋中期淮东的防务为中心

贾涉在宋金蒙三国势力交错、兴替时期,在处理边防、流民及涉外事务方面表现卓越,贾涉的成功,在于他能掌握时势,适切地执行宋廷的政策巩固边防,接纳、处理山东忠义军,利用这批武力成为恢复故土和救援危急的主要力量;进而观察时势变动,推动联结蒙古的外交活动。这些都是他在变动不定的大时代中能出人头地、晋升高位的因素。忠义军与李全势力的发展,对贾涉功业的影响最大。他对忠义军采取利诱和分化的手段,在初期颇能得心应手,但随着李全势力坐大,裂土割据之心转强之后,使贾涉穷于应付,竟致心力俱疲,显示他的作法与朝中决策不一致,加上奥援不足,陷于难以掌握时势的困境。

交游酬唱:南宋与元代士人的兰亭雅集

兰亭雅集是中国士人交游聚会的典范之一,始自东晋王羲之邀集四十二位江南名士在会稽举行雅集;此次活动,参与者众多,有具体的活动内容、场景,有诗文、书法与酒为媒介,与图像化的绘画相结合,形成诗书画融合的景象。江南士人三月初三日的兰亭雅集,将古代袚除污秽、男女相会的习俗,转化为文人群聚,以诗酒会友的春游雅集,成为古代士人高雅的群体活动。这种中古时期以门第高士为主的活动,随着唐宋科举取士、新兴士人阶层崛起,士人集会的类型增多、资源更丰富,活动内容愈趋多元,以兰亭为名的雅集在形式与风格上,对东晋故事既有继承也有创新与变化。特别是南宋到元朝间,由于政治、社会的骤变,士人交流集会趋于多元、样态复杂。本文探讨南宋到元代士人官僚以兰亭为名的雅集内涵与组织、结构变化,并呈现易代之际士人群体集会的差异现象。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宋代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出任地方亲民官,并设置巡检、土兵、县尉、弓手等基层武力,将有财力的百姓纳入吏职,使县成为宋廷深入基层社会的基点。徽宗时期,宋廷无力维护地方治安,使地方菁英、豪右与胥吏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南宋时由于长期和战等因素,使县政推动更需倚赖地方势力的协助。地方豪强与菁英—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形成南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共同合作互相依存。宋代士人的角色更为重要,是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

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

“弓手”一词 ,在宋代之前多指职业军人的一个军种类别 ,赵匡胤建国以后 ,正式将弓手当作维护基层治安的武装力量。这一转变 ,使得弓手与国家权力及地方社会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它不仅是宋王朝的政治设计和作为的重要环节 ,也是中国王朝维护治安、巩固帝业的基本武力 ,在王朝统治力深入民间的历史上 ,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 ,弓手的出现显示了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型态 ,以及运作机制的一大转变。以往学界囿于断代研究之限 ,将唐宋的历史问题明显区隔 ,分别讨论 ,以致将历史现象孤立化 ,缺乏联系 ;对基层社会的发展与转变 ,缺乏长时段的观察与联系 ,以致出现断裂的现象 ,影响对中国社会前后相继的历史延续性的完整了解。

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综论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

政治史长期居于宋史研究的主流地位。对有宋一朝变法、党争、相权、国策等课题,与相关典章制度研究,经过前辈学者数十年的努力,成绩极为丰硕。不过,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及史料的刊布,新的研究议题与领域日渐拓展,研究范畴亦由中央、上层,朝向地方、基层、庶民扩展,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日益蓬勃,逐渐取代政治史,成为研究重心;反之,政治史研究则有日渐萎缩之势。2001年,中国大陆宋史学界首先透过集体讨论,提出"走向‘活的制度史’"的呼吁,认为制度史研究应把握制度变迁与其后复杂的人事权力关系,而非将制度孤立于政治运作与人事之外。近年有关文书传递与政令运作的系列研究,即是呼应此概念,在研究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同时关注资讯取得与帝国统治、士人沟通之间的关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二书,更透过重新诠释宋代政治的文化意涵,为政治史研究再开新局。总言之,面对政治史研究边缘化的困境,如果能从政治思维出发,整合社会史、思想史、经济史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观点与成果,应当可以凝炼出更具新意的政治史研究课题。

“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

一前言 追寻近百年来宋史学界的研究业绩，可以发现宋史研究受到重视及起步虽晚，但它的重要性却日益显现。尤其是唐宋变革的说法，突显出宋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上转折的重要性之后，除了政治变化外，人们更注意到宋代在文化学术艺术和社会经济各方面的高度发展与成就，掀起研究热潮，宋史遂成为国际汉学界研究的重要断代。不过，不论两岸或国际宋史界，长期以来关注的时段仍以北宋为主，相对的南宋历史在偏安小朝廷的阴影下，难以获得学者关注，这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宋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印证。

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三重视角的分析

南宋政局变动频繁,史料多元零散,影响研究议题的开展。为深化南宋政治史研究的议题与内涵,在重视典籍版本的选择及深度解读史料之外,更应该细察南宋政局快速变动的复杂因素,厘清时空背景与发展脉络。从政治忌讳、人物评价、人际关系三个视角,将人事、时间、环境三项因素结合观察,可以看到南宋政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变动性,政治人物在现实政治的冲击下,采取了多样的因应方式;除了群体性的对立与对抗之外,个人的角色与人际关系,也有着不可轻忽的分量。从中期能深切掌握政治发展的全貌,理解南宋包容政治背后的深一层意涵与人物评价变动的因素,体现南宋的政治特质。

开拓议题与史料：丰富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内涵

政治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样宋代政治史在宋史研究中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推衍和发展，史学研究的热点渐转至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政治史研究遭受冷遇。但就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言，政治史仍应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2001年，海内外宋史研究者汇聚浙江杭州，召开了“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其中多篇论文涉及政治史议题。2003年，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在《浙江学刊》第3期上发表了《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一文，倡导“活”的制度史研究。这些努力皆为政治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示了新的方向，也催生出一批在切入角度、观照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皆具新意的研究成果。创新是学术进步的不竭动力，在既有基础上如何盘活宋代政治史研究，仍是宋史研究者亟待思考的问题。这一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呼唤学者从活的制度史方法自觉地走向新的政治史实践。借助邓小南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项目“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这一学术平台，由她邀约和组织了这组笔谈。五位学者既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既有大陆的，也有台湾地区的。他们就开拓视野、挖掘史料、拓展议题、丰富内涵等深化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诸方面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希望能够给大家以启发，为繁荣宋代政治史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

一、前言宋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宋朝是文明昌盛的时代,却不是富强盛世,以往常被看重盛世政治的传统史学家所轻视。到本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湖南)提出"唐宋变革"之说,指出宋代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其后,中国学者严复(几道)也强调宋代对现代中国人的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于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渐受肯定,研究者日多。尤其自1953年。

曲尽幽微 阐发新义——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评述

从家族、地域到社会、国家，传统在中国历史发展中都留下了长久而深刻的烙印；尤其是朝代建立者订立的制度、规矩，不仅成为一朝施政主轴，更影响后世的政治文化生态。中国历朝各代中，将开国君主典制奉为祖宗家法，施政改革无不祖述之以为圭臬的，莫过于宋代。

《永乐大典》中《三朝北盟会编》史料及其相关问题

一、前言 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是记录两宋之际徽、钦、高三朝,宋与辽金关系与政局发展最重要的史料,与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同为研究南宋初期历史最重要的史料.对于徐梦莘的生平事迹与《三朝北盟会编》版本源流、史料性质及价值等,宋史学界长期以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果丰硕.①宋史前辈邓广铭教授,多年来更是倾力搜集《三朝北盟会编》不同版本,与他的高足刘浦江教授进行长期的整理与研究.他们所编辑、点校的《三朝北盟会编》本也告完成,正联系出版中,然而到目前为止,这部重要典籍未能顺利出版,使广大的宋史乃至国史研究者未能充分利用此一整理成果,也让邓、刘两人长期投注的心血未能落实,实为学界憾事.

山城防御：以南宋、高丽抗御蒙古的经验为例

一、前言 十三世纪，蒙古所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接着就象一阵阵凛冽的狂风，以空前的速度横扫欧亚大陆，铁骑所向，无不披靡。不过，蒙古对宋及高丽发动战争，却遭到极大的抗拒。宋朝国力虽弱，仍能于与金对峙百余年后，抵抗蒙古四十五年，高丽也坚持了二十七年才臣服于蒙古，是当时二个抗御蒙古骑兵相当成功的国家。

宋史研究与版本问题——以孙应时《烛湖集》为例

目前学界广泛利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烛湖集》存在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与清嘉庆八年重刊的静远轩藏本《姚江孙烛湖先生》存在若干差异,本文特追溯其源流,并从篇名错置、静远轩本漏抄、文渊阁本删漏、静远轩本增附朱熹答孙应时书等方面,以具体事例、内容,呈现其差异,借以提醒宋史学界注意不同版本对宋史研究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比较现存不同阁本《四库全书》的异司。

文津阁本宋代别集的价值及其相关问题

一、前言一九九七年八月,中国大陆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杨讷、李晓明编辑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据文津阁四库全书补》(以下简称《补遗》),全书精装十五巨册,都二百余万字。这是世人第一次将二种不同阁本的四库全书,经过比对、录异所进行的整理、辑佚工作。虽然仅见集部。

世變與應變--孫應時及其學友在慶元黨禁前後的遭遇與應對

從孝宗到寧宗，是南宋學術與政治糾葛甚驟的年代。除大儒名宦捲入旋渦外，一般官僚及道學追隨者也受到程度不一的波及。本文以孫應時及其學友在慶元黨禁前後的遭遇爲題，透過個案考察，探討他們面對此一情境所採取的應對態度，期有助於瞭解他們個人仕宦生涯，並提供學界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南宋的政治與學術的關係。

典籍增辉--中国大陆学界整理宋代典籍的回顾

一.前言本文旨在检讨四十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整理宋代典籍的情形。四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学者对中国史的研究有推进作用,最近十年来的成绩尤其值得肯定。但史学研究的资源是典籍资料,要评介四十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中国文史哲的研究成果,了解其典籍整理情况是重要的关键。

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

首先，历史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政治史若要重新出发，应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观点，将过去被割裂为交通史、社会史等类别的诸多成果，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加以整合，重新赋予学术意义，才能丰富研究内涵。第二，新政治史的开展，

论学与议政——从书信看孙应时与其师长的时代关怀

本文以书信丰富的南宋道学门徒孙应时的生命历程,探讨名儒巨卿之外的人物对于研究南宋政治、学术的意义,并揭示书信的史料价值。书信虽不易考订时空以进一步运用,却是士人对学、政的关怀与感受的直接表现,承载史籍、传记所不见的讯息。不同于行状等其他传记,孙应时的书信生动显示出,他中第出仕以后因家世、交友所获奥援与连带困境,以及这样一位远离权力核心的中层士人对南宋中期重大政治事件的观察和关注。在学术上,孙应时从跟随陆九渊、求益吕祖谦与朱熹等多师乃至渐趋朱学,招来陆氏责难;然而,他实以典籍考证见长,较少触及主流道学之义理讨论,施政则致力于落实道学理念。除了补充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孙应时的书信与遭遇也说明了人际关系对于南宋士人仕宦历官的关键性,以及道学发展、个人学风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