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人的饮食生活

汉代人盛行厚葬,日常吃的、用的,以及一切可以显示豪华生活的东西(有的制成模型明器),都要埋入坟墓。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盐铁论·散不足》)是也。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当然是很浪费,又很愚昧的举动;但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它留给我们以研究当时的埋葬制度以及所反映的社会诸问题,却是一件大好事。经历二千年沧桑,能够保存下来的汉墓都是很宝贵的。但是,现存的汉墓多半被盗掘;

古代农具统一定名小议

古农具定名是农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黄展岳同志提出三条定名标准和一些具体意见,欢迎大家进行讨论。另:本文写得简明扼要、开门见山,这种文风在农史研究中也是值得提倡的。

广州汉代考古与海交史研究

我长期在北方从事秦汉考古工作,对黄土地的史迹史事,接触较多,然于秦汉南方考古,则感空疏荒绌。1983年参加广州南越王墓发掘以后,开始留意南方考古中的一些问题。欣逢《海交史研究》创刊十周年,仅就广州汉代考古与海交史研究的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研究海上交通,离不开海港、造船工场和海船的发现。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时代最早、实物资料发现最多的是广州。

辛勤与欣慰——为《农业考古》创刊四周年而作

五年前,江西省博物馆举办一次“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深得各界观众的好评。为了扩大影响,促进农业科技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江西的同志萌生了创办一个刊物的愿望。这个设想和胆识,得到农业部领导的鼓励和各地同行的支持,经过一段紧张的筹备,这棵别致的幼苗——《农业考古》破土而出了。时光荏苒,倏忽四年。《农业考古》已出版八大本,刊登三百余篇文章。文章以农业考古发现及其研究为重点,兼及农业历史、农业资源、农业区划、农业工具、农田水利。

唐初泉州乃今之福州

读贵刊2004年第3期晏新志《张臣合墓唐俑品鉴》，文中据张臣合墓志“龙朔三年(663)授泉州刺史”，断“泉州为今福建泉州”，实误。查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梁克家《三山志》以及清代编修的《福建通志》、《福州府志》、《泉州府志》等史料，福建在唐初只有泉州、丰州、建州三州，其后增置漳州、

闽越、南越和夷洲

一、引言 闽越，指汉阳割据今福建（建元三年以后又拥有今浙南之原东瓯地）的闽越国。南越，指汉初割据岭南（今两广）的南越国。夷洲，指秦汉间的台湾岛，时属闽越之地。

黄姓源头 青铜器里的潢川黄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相继掀起编修宗谱（或称族谱、家谱、家乘，可通称谱牒）的热潮。我看到的多种宗谱或宗亲会散发的宣传品，大都因袭明清民国编修的宗谱。凡论及姓氏源流世系的，都存在一个通病，即把自己的姓氏来源，毫无例外地追溯至远古（史前）或上古（夏商周），在远古上古时代找出一个帝王、贤君奉为自己姓氏的远祖：又在汉晋唐宋时代的同姓皇室、显宦、名流中找出一个奉为自己姓氏的直系祖先（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改汉姓者，另当别论）。

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

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黄展岳一、问题的提出在横长方形的铜片上铸出透雕或浮雕的动物纹牌饰，是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最具特色的服饰之一，习称鄂尔多斯式动物纹牌饰或北方式动物纹牌饰。远在岭南的两广百越人，很难想象会同这种牌饰有缘，然而在西汉南越国时...

《汉代人的饮食生活》的两条补充

主编同志:拙作《汉代人的饮食生活》(本刊1982年1期),在第一节“主食”中提到汉代人可能知道制作发酵后再蒸熟的面食。证据三条:一是汉人能用石磨磨成面粉,粉屑分开,面食品种类很多;二是汉人盛行用曲发酵酿酒,由此可能导致发酵面的发明;三是宋人《事物纪原》记诸葛亮南征时曾用馒头代人头祭河神,此“馒头”疑即发酵面蒸成。写成后,自度直接论证尚嫌薄弱,故随时留心继续探求。近读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其中有《我国什么时候开始有馒头、包子、饺子、面条、元宵、粽子等食品》一文。文中提到《晋书·何曾传》“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认为此“蒸饼”

秦汉简牍述略

秦代简牍秦代简牍,重要的发现有三批。第一批是1975年湖北云梦出上的《编年纪》、《语书》和多种秦律的竹简。第二批是1979年四川青川秦墓出上的“为田律”木牍。第三批是1986年甘肃天水秦墓出土的《日书》等竹简。云梦竹简出睡虎地11号秦墓,共1100多枚。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简文墨书秦篆,一般写在蔑黄上,少数两面墨书。字迹大部分清晰可辨。从简上残存的绳痕判断,竹简系以细绳分上中下三道编连成册。出土时,编缀的绳索已朽没,前后次序大部分散乱。

读史札记

九鼎的真象 在中国历史上,前后出现过三次铸造九鼎的事。第一次是传说中的夏代;第二次是唐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第三次是宋徽宗崇宁三年。这后两次铸造的九鼎,《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中有翔实的记载,稍事检阅,就可明白。传闻久远,影响最大的是夏禹铸九鼎。知道这事的人不少,但真正了解的恐怕不多,所以想提出来谈论一下。 九鼎在先秦史籍中就有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这一年。

汉代诸侯王墓论述

一、概论汉代诸侯王国大多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王陵区。诸侯王、王后、妃嫔、王室家族,以及陪葬大臣,大多埋葬在王陵区内。王陵区内坟丘累累,坟丘附近又有陵园、寝庙、陪葬坑等建筑设施,范围广袤数里。古代史籍地志常有记载。考古工作者只要能找到确实属于王陵区内的墓葬,便可据此顺藤摸瓜,不难会有更多的发现。从这点说,寻找诸侯王墓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可是,如何识别诸侯王、王后墓与其它墓葬的界限,却有许多工作要做;要确定是哪一代王或王后。

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

先秦时代,我国东南沿海和岭南一带,曾经是古代越人活动的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统称为"百越"。《汉书·地理志》颜注引臣瓒曰:"自交阯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考古发现证实,这说法大体上是可以信从的。百越地区,统属于考古学上的几何印纹陶系统;因地域辽阔,支系众多,历史发展不平衡,文化面貌也有差异。依照习惯的说法,当时居住在今两湖地区的称扬越;居住在今皖南、苏南、浙北一带的称吴越;居住在浙南的叫东越(东瓯);在今福建的叫闽越;在今江西的叫干(于)越;居住在岭南地区。

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关于西汉帝陵是否按昭穆制度定位,依照文献记载的昭穆制度排列法,和目前公认的西汉帝陵陵位,本文作者认为西汉帝陵的陵位是皇帝在位时自行选定的,并未实行昭穆制度,目前公认的西汉陵位的排列没有昭穆制度。此外,关于西汉题奏淳室等说法,认为便房是指用木制作的棺房,它只出现于木构题奏式的西汉帝王墓。

秦汉陵寝

“陵”专指帝王的坟墓、“寝”,指帝王灵魂生活起居的处所。帝王死后,在墓地上,要仿照现实生活中的模式,建宫殿,藏神主,具衣冠,按时进奉生活用具和饮食,这就是所谓“陵寝”。一般认为,中国的陵寝创始于战国中期,成熟于秦汉时代。

关于伏虎形器和“虎子”的问题

一两汉至隋唐墓中,常见一种有提梁的伏虎形器和一种有提梁的圆体形器,考古报告通称之为“虎子”,认为是男性用的溺器。对后一种“虎子”的定性,大家无异议,但对前一种“虎子”,则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伏虎形器常与饮食器同出,应是水器、酒器或食器、茶具;也有人认为“虎子”因器形不同,用途亦异,有提梁的伏虎形器是水器或酒器,有提梁的圆体形器才是溺器。50年代时,文物考古刊物上曾为这个问题发生过一场辩论,然因此物难登“大雅之堂”,又不合时宜,几篇文章过后便沉寂下去了。70年代以来。

肥致碑及相关问题

肥致碑，1991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今改市）南蔡庄一座东汉墓内。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写的发掘简报见《文物》1992年第9期。简报发表后，备受海峡两岸学者的关注。20年来，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章不下20多篇。文章内容相对集中在碑文的释读、

释“隐官”

'隐官'一名仅见于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初简,共八条。据简文综合诠释,隐官应是官府专门安置原被判刑,后被赎免或获平反的原有残疾或因受刑致残的一般庶民或隶臣妾的收容所。被收容在隐官收容所里的人就叫'隐官工',省称'隐官'。张家山《二年律令》可能是萧何九章律的摘录或照抄。《二年律令·户律》中提到按爵位授土地和住所的政策,基本上可信。

关于贵县罗泊湾汉墓的墓主问题

两广的汉初南越国墓葬,截至目前为止,已发掘三百多座。其中以1983年在广州发掘的南越王墓为最大,其次是1976年和1979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先后发掘的一号墓、二号墓。广州南越王墓内发现帝号印和名章,墓主身份姓名明确,而罗泊湾一、二号墓的出土物中,缺乏直接判断墓主的依据。有些同志曾对这两座墓的墓主身份和族属问题作了探讨。

心系南越王墓——亲历发掘、编写报告和有关活动的记忆

作者自述1983年开始参与南越王墓发掘,资料整理,分工编写;随后参与统编《西汉南越王墓》书稿,参与《广州南越王墓》大型图集编撰;扩大研究领域,考察南越国墓,与广西、云南同行学术交流;撰写南越王墓、南越国墓,以及当时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等有关学术问题,直到2015年汇集为《南越国考古学研究》出版的全过程,历时32年。作者本职在北京,心系岭南,京广两地奔忙,两地牵挂。本文以日记为蓝本,以实录方式逐年记述,平铺直叙,朴实无华,文字中隐含工作中的艰辛与欣慰,旨在留存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