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治城市到治理城市:城市政治学研究综述

城市政治学主要研究城市的权力结构和治理结构,两者构成梳理城市政治学范式转换的主要线索。就前者而言,它相继出现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城市权力结构论、城市增长机器论以及城市政体论等理论。这些理论的演进实际暗含了两种权力观的更迭,即由社会控制模式的权力观转向社会生产模式的权力观。就后者而言,它相继出现传统区域主义、城市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等理论。这些理论的转换预示着城市治理结构由突出政府统治转向强调协同治理。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两大线索出现融合,从而使得城市政治学的核心范式由关注谁统治城市转向探讨如何治理城市。无疑,这些范式对于推进我国的城市政治研究、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均具有重要的启示。

美国城市治理结构的模式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制度安排不仅可以左右经济发展,而且能影响治理能力,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不断完善城市治理结构。美国城市治理结构自19世纪中叶至今经历了三波大调整: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70年代主要试图在大都市建立统一集权的城市政府,形成了单中心治理模式;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主要着力于引入市场机制以迫使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多中心治理模式得以成型;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第三波改革旨在促成政府机关、营利企业、社会组织乃至个体公民的合作,网络化治理模式由此问世。不难发现,无论是依靠单一集权的城市政府、还是建立类市场的政府竞争都无法有效治理城市。以政府为主导、引入市场和社会的参与建立起灵活多样的合作网络,是完善城市治理结构的必然之举。

城市、权力与治理:城市政治学的论域、脉络与启示

城市政治学研究的是在城市这一空间内权力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状况。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关于"谁"掌控城市权力的争论促成了城市政治学的兴起;增长机器论探讨了政商联盟对城市权力结构的形塑,它的问世预示着城市政治学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阶段。早期的城市政体论仍处于过渡阶段,它主要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动态关系出发,把脉城市的权力结构;后期的城市政体论则从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角度,阐述了新型的作为生产模式的权力观,这也标志着城市政治学的发展进入了治理研究阶段。

民族国家、抗争政治与民主化:蒂利理论的演进脉络

全面理解蒂利的理论,应该结合他一生关注的三大问题,即民族国家、抗争政治与民主化。蒂利认为,战争导致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欧洲各地强制和资本发育状况的差异造就了三种迥然有别的国家形成轨迹。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蒂利在研究政治抗争时,均强调宏观背景的影响。此后,他提出了抗争政治理论。蒂利晚年将民主纳入到抗争政治的研究框架之中,提出民主是大众政治抗争的意外结晶。在思考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历程时,就暗含了他对民主起源的思考。在研究这三大问题的过程中,其关注视野又从重视宏观历史转向了强调微观机制。究其原因,这与美国社会科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紧密相关。

儒式协商:中国威权性协商的源与流

一、导论 虽然说当代中国的协商政治可能让人不可思议，不过，西方的协商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却日渐增长。许多西方人可能对此困惑不解：在威权政治体系中，为什么协商民主理论竟能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

民主治理的复合变奏

民主治理是民主和治理的复合。追溯继而考察民主与治理各自的理论谱系可以发现,两者既存在内在张力,又辩证统一。张力主要表现在以市场和网络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冲击了传统选举民主对合法性的追问和政治问责的实现逻辑,治理网络难以符合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对包容性和平等性的要求;辩证统一则表现为治理网络为普通公民直接参与政策过程创造了最大可能。为调和张力、实现融合,应在治理网络的内部贯彻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和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上,则有以国家为中心和以社会为中心的两种推进策略和实现路径。藉此,才能实现治理对民主的吸纳和民主向治理的嵌入。

城市政体论:理论阐释、评价与启示

城市政体理论是城市政治学中居于支配性地位的研究范式,它研究的是城市空间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关系基础上形成的非正式的公私合作关系网络和治理联盟,即城市政体。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力量对比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体,不同的政体旨在实现不同的目标,从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实现社会治理。城市政体理论的兴起标志着美国城市政治学发展所经历的一个特定理论阶段和特殊理论范式,但由于其自身的解释局限,最终将逐渐被城市治理理论所替代。不过,城市政体理论对于当前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政治研究和地方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基雅维利与正义的观念

在所有最重大、顽固（却又广为流传）的政治和文化陈词滥调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马基雅维利发现了政治的自主性，并清晰地将这种自主性与道德进行划分。被视为现代政治科学奠基人的马基雅维利，将政治科学界定为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法则且与道德法则不可通约的范畴。实际上，这一观念只是一种建基于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意识形态投射。同时，这也是对这位佛罗伦萨秘书著作的一定程度上随意而轻率的解读，忽视了其中交织着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此外，即使是对政治自主性观念最确信的和最睿智的拥护者们也能看到，哪怕是马基雅维利（他惯于强调非传统的和近乎“残暴”的实用谋略）最为大胆的箴言，也植根于对人类行为游移不定的注意力的基础之上，同时又镶嵌在一定的道德视野之内。

政党引领的协作生产:社区公共服务优化的内在机理——基于S市LH区“民生微实事”的实证分析

"政党引领的协作生产",是分析优化社区公共服务内在机理的重要视角。详细追踪S市LH区"民生微实事"治理的实践创新图景发现,为了解决党政部门职责不清、供给碎片化、供需失衡和生产质量偏低等难题,需要多元主体协作生产社区公共服务。其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引领作用。根据治理主体的性质差异,可以归纳出三种遵循不同内在机理的协作关系。它们分别是拓展供给职能和改进供给机制的党政协作,革新供给程序和生产供给价值的党政群协作,以及创新供给方式和提升供给能力的党政社协作。

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外在形式与内在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基层治理曾涌现出大量新问题新挑战,其中典型的包括权力结构的多元化导致权威流失,单一封闭的资源输入方式造成资源紧缺,社会的模糊性加剧信息的短缺等。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人要求基层党组织全面嵌入社会网络,党员积极融入公共服务体系,科学运用治理技术优化治理流程,最终实现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基层治理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遵循了清晰化、权威化、服务化和民主化的内在机理,显著提高了基层治理效能,也推动了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从治理效能到体系构建: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研究的知识谱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主要从治理效能、程序机制、制度建设和体系构建等视角,总结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创新成就、发展困境和优化路径。探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体系化,既要探究如何整合不同渠道、形式、层级和领域的协商民主实践,更要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考察如何实现协商民主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有机互嵌与有序吸纳,将协商民主有序纳入国家、政府、社会和基层等治理体系。

论协商民主对代议民主的超越

协商民主是在批评自由主义代议民主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它是对代议民主的超越。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它从强调个体理性与偏好聚合转到强调公共理性与偏好转换上;第二,它从关注选举与统治权合法性转到关注讨论与政策合法性上;第三,它从重视授权和约束权力转到重视参与和行使权力上;第四,它从注重单一的形式性平等转到注重复合的包容性平等上。这种转变表明,代议民主是一种弱意义的民主,协商民主则是一种强意义的民主。

从阐释效能到建构系统:西方协商民主研究的范式演进及其应用衰变

西方协商民主研究历经40余载,蕴含着深刻的实践逻辑。20世纪70年代,西方代议民主的治理失灵现象日趋普遍。在探寻治理失灵的应对策略时,西方学者着力构建协商民主的理论范式,从多个视角阐释了协商民主的效能优势。然而,西方国家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制约了协商民主的实际效能。有鉴于此,西方学者着力研究协商民主的制度实现形式。由于代议民主存在路径依赖等原因,西方协商民主发展缺乏法理基础和政治支持,面临碎片化、形式化和制度整合等瓶颈。西方学者转向建构协商系统,以期打破瓶颈。不过,理论更新还是无法扭转西方协商民主应用的衰变趋势。

技术治理驱动的社区协商:效果及其限度——以第一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例

为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不少地方的党委政府积极探索技术治理驱动的社区协商。根据文献梳理和现实考察,本研究提出技术治理主要由组织化运作、民主化审议、项目化驱动和专业化推动构成。在此基础上,构建出19条评估技术治理驱动社区协商效果的指标。考察第一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12个典型案例发现,技术治理可以为社区协商发展"赋制"、"赋能"和"赋权",即能为社区协商搭建制度平台,能锻炼并提升居民的民主能力,能拓展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协商的行动边界。技术治理创新的细微疏忽都会限定驱动效果,导致社区协商实践不能完全满足法治化、科学性和包容性的应然要求。这就表明,发展社区协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制度体制机制等维度综合推进。

协商民主的技术创新及其困境——基于西方经验的反思

综观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协商民主在操作上出现了大量的技术创新。根据组织协商的主体来划分，协商技术创新主要包括政府新增职能、政府新设机构、委托社会承办、社会组织主办和基层社区主办等类型。虽然各国各地协商技术的创新此起彼伏，但协商民主仍然难以摆脱协商性不足、成效不显著和制度化水平较低等困境，从而限制了技术创新的效用和影响。面对民主治理的严峻挑战，协商民主的技术化倾向很容易陷入为了技术而技术的迷惘，导致其与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不相匹配，出现徒有形式的低效率协商等问题。深入剖析西方协商民主技术创新的困境，为思考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中国的信息公开改革:信息流分析

本文运用信息流方法详尽分析了中国的信息公开改革。信息流的主旨是探究在信息环境变迁下,政府对信息公开接纳程度的逐步发展情况,本文使用这种方法作为新的解释模型分析中国的信息公开改革。本文认为,改革是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因素带来的信息流改善的结果。本文还指出,在理解中国信息公开的发展时,应该认识到社会、政治和法律因素是居于核心地位的。此外,中国的信息公开改革是长时间中国信息环境中透明度不断提升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中国通过了主动公开型信息公开法律的原因。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中国进行信息公开立法为信息公开的实践工作者们(即负责信息公开的官员们)呈现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案例。实践工作者面临着在高度集中体制中处理信息需求的挑战。本文就中国的信息公开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解读。本文为从事信息公开的实践工作者们理解中国的信息公开改革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通过运用信息流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的信息公开改革是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因素带来的信息流改善的结果。这导致中国通过了这一主动公开型信息公开法律。对这一改革充分而准确的解读,能够帮助从事信息公开的实践工作者们从信息流的角度提升中国信息公开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