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鑫:抓好三大服务 推进五项创新

2002年6月5—7日,中国供销合作经济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交流会议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会议期间进行了学术交流,部分同志作了大会发言,现将发言摘要刊登,以飨读者。

十九世纪徽州基层田赋征收中的粮局与乡柜

在19世纪20-30年间,徽州基层社会纷纷设立粮局、乡柜,以统一征缴钱粮。这是在以宗族村落为基础的赋税包揽机制发展的结果。个别粮局还以册书为首扩大到整个图甲范围。粮局有助于在经济萧条和财政困顿时期提高征税效率。太平天国战后由士绅掌控的粮局,征粮范围更为广大,但应借助了此前的粮局、乡柜的运作经验和名称,反映了民间自我管理钱粮汇集、代缴机构的普遍性。

明清徽州图甲绝户承继与宗族发展——以祁门瀛洲黄氏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徽州民间社会对于图甲绝户的承继,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宗族内部的承继,称为"出替",是宗族内部对于图甲赋役制度的调适,不会导致户名族姓的变更;二是异姓承继,称为"承顶",有时发展为总户户名变更,体现了强烈的族姓意识,是地方宗族兴衰、更替的表现。绝户的有效承继,能维持图甲体制的完整和运行。而一些小姓宗族以承顶旧户为契机,逐渐摆脱依附地位,开始产业积累和宗族发展。

明代前期里甲赋役制度下的徽州社会——祁门县文书《百户三代总图》考析

《百户三代总图》是明代里甲赋役制度运作的辅助文献,系统记载了洪武四年至天顺六年间徽州府祁门县十西都的黄册户名。与其他民间文书结合,可以展现出明代里甲登记下的地方社会实态:尽管户名登记具有相对随意之处,却广泛涵盖了区域内的社会人群;分家与里甲析户大致同步,大姓通过家族内户名的互相承继,保持了里甲体系中的地位。同时,佃仆被排除出里甲体系是具有阶段性的,而大姓对小姓的支配,在明中叶以后愈加强烈。地方社会格局的演变,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里甲110户到图甲10总户的格局演变。

清代图甲与保甲关系新论——基于徽州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在徽州赋役保甲合同文书的语境中,清代保甲的推行主要以图甲为基本框架,是在图甲基础上添设的一个职役,长期沿用或模仿图甲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徽州民间长期存在图(里)、保并存的格局,它们之间功能或有重合的情况,却没有发生更替。这说明了都图里甲体系为主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清代福建永泰县的田根流转与契约书写

清代福建永泰县田根的流转方式多样。在田根的退出机制中,存在着退而转佃以及退佃找价等情形。根租还可以作为担保,进入借贷领域,将钱主转变为田根主。在这些交易过程中,民间社会形成了承佃字、归根字、寄佃字、卖租契等多种文书表达形式。

清代两浙木商与福州木材市场秩序--基于浙船会馆碑刻的考察

福州浙船会馆遗存的三通清代中叶商事纠纷碑刻,为我们深入了解闽浙间木材贸易人群与闽海关税则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两浙木商在福州的经营活动,有助于物资流通和增加财政收入,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由此产生各种相关规则,体现了传统福州木材贸易逐渐制度化的过程。

晚清贵州黎平府东南部的基层政治格局探微——光绪九年洪州吏目衙门碑考释

贵州省黎平县地坪乡风雨桥头的《万古规条》碑文,记载了光绪九年(1883年)洪州吏目衙门衙规的制定过程和具体条款。其中既有涉及洪州吏目的发展演变和职能规定,显示出各层官府对吏目进驻水口的大力支持,还体现出当地四脚牛乡团的力量强大。这些信息提供了洪州吏目的去留、运作、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重要线索。晚清黎平府东南部基层政治格局的特征,是将“改土归流”与佐杂分防有机结合起来,并与地方武装力量相互配合。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宗族对九相公崇拜的塑造

九相公作为汪王信仰的附属神祇,是徽州地区广为流行的民间信仰,但各地的功能和显灵故事差异较大,需要详细的个案积累,才能逐渐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明清时期,徽州边缘山区札源村九相公崇拜的形成,与里社制度密切相关,进而与吴氏宗族的驸马传说相联系,成为札源吴氏共同信奉的神灵。该民间信仰在经历了与周边村落族姓的联合和分化过程之后,形成了一定的祭祀规则,反映了札源吴氏宗族所构建的社会网络与利益秩序。

晚清徽州保甲的官府推行与民间运作

晚清70余年间,在非战争状态下,保甲一直保持着维护治安的基本功能。保甲编查尤以光绪初年最为集中。官府对保甲的需索,既有在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时推行保甲,要求其维护治安、编查人户、统计人口等,也有各类临时任务的加派。保甲长本质上是基层社会的一种差役,民间社会对于保甲长差役的应对,主要采取合伙朋充、订立合约的方式。

明中后期辽北军事地理考论——以万历《开原图说》为中心

万历《开原图说》是时任开原兵备道右参政冯瑗实地调查后的军情汇总,既有客观数据、建置的记录,也有作者主观的认知、见解,具有极高的军事地理价值。本文系统利用这一资料,对明中后期辽北军事地理状况进行分析。从城堡关墩和兵力配置的数量及其空间分布来看,该地区防御重心在逐渐南移退缩、兵力配置逐渐分散。再结合冯瑗对于各城堡自然条件、军事形势的认识,可以看到在女真、蒙古的进攻下,明初接近理想的防御布局被打破,兵力内缩南移,而不少要隘兵力不足,使得整个防御体系变得漏洞百出。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解释明廷经略辽东边疆的失败,则是在于地理形势、人工军事设施与兵力配置三者在空间上的失衡。

宋代福建书院的地域分布

宋代福建地区的书院先后共新建和重修了102所。书院在地域分布上遍及福建全路的八个州军,但是分布很不均衡,其中以建宁府最为集中。书院的选址以南宋中后期为界,此前多数书院分布于山水丛林之间,以后则随着书院的官学化开始由山林向城镇靠拢。

跨越皖浙边界山区的宗族组织——明清歙县札源吴氏及其统宗研究

札源吴氏较早从徽州迁入皖浙边界山区,并在明代中叶以后开始了宗族组织化的进程,形成了村落内部较为统一的宗族规约、祖先世系。他们的宗族观念较为原始却又务实,以坟茔为最重要的祭祖场所,同时努力建造祠堂等其他纪念建筑。乾隆至道光年间编修联合两省三县十余个村落的统宗谱,由此将札源塑造为成皖浙边界山区吴姓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

试论中国近代海军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期间,中国近代海军在多种内外原因作用下,举义易帜,不仅从大清海军转变为民国海军,而且对辛亥革命的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加快构建供销社现代流通网络体系

近年来,结合四川省供销社实际,按照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的“四项改造”的要求,全省系统全面推行“五大创新”的改革举措,即用现代企业制度,创新企业体制机制;用“一会两社建单体”的新形式,创新基层社组织体制;用“三位一体”的产业化模式,创新为农服务体系;用现代流通方式,创新整合经营服务网络;用发展大联合、大合作的思路,创新合作经济新框架。“四项改造”和“五大创新”的中心环节是以现代流通方式改造供销社传统经营网络。

简论崔浩的治国思想

崔浩的治国思想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以儒家思想为本,兼容诸家学说作为治国的理论基础;2.建立高官和儒学合一的贵族政治是治国的关键;3.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是治国的根本目的。崔浩的治国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对以后的北魏封建化有重要的影响。

清代广州十三行“万成行”相关史料补遗

梁嘉彬先生《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对广州十三行沿革、行商事迹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史料搜集和考证。其中,第三章第二十节“万成行”详细论证了中外文献中的行商沐士方（Lyqua）的经营经历。由于万成行存在时间较短,因而留存的记载并不多,亦缺乏相关研究。

明代徽州民间赋役合同的形成与流行

徽州赋役合同文书反映了民间社会应对赋役的具体策略。在合作应役以及家户规模扩大的条件下,记录多方协商、承担赋役任务的合同文书逐渐产生并流行。合同中的原则性条款还转化为宗族规约。而明初应役集体独立订立合同、自我约束的条件尚不具备,主要由手握大权的粮、里长负责基层赋役运作。随着官府不时需索愈加频繁,里甲职能增加和公产管理之需求等多方面因素,推动了里甲集体签订合同之趋势。

中越边界变动背景下的钦州佐杂设置(1368-1888)

明清时期,随着钦州西南部的中越边界(实际控制线)的显著变化,钦州的佐杂驻地的变动也较为频繁。佐杂派驻的变动,主要集中于七峒之地和沿海地带。明代的巡检驻防主要呈现退缩的局面,不能有效应对四峒叛离和沿海寇乱的严峻形势。清代开始对佐杂格局进行了积极调整,适应了边疆局势的变化。佐杂守御格局与分防派驻制度得以有机结合,有利于巩固边疆社会安定,反映了国家权力对中越边境地带的各色人群、交通贸易等方面的渗透,具有十分鲜明的边境和要道控制之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