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博物馆业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

博物馆不仅是历史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更是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关键要素。通过构建博物馆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综合评价模型及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探析长三角博物馆业的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长三角博物馆业总体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差异性,呈现以上海、南京、杭州为核心,向四周扩散的中心—外围结构,在空间上表现出典型的非均衡性;区域内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第三产业比重、旅游市场接待总人次与国家级非遗数量对博物馆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长三角博物馆业空间发展格局的形成是经济基础、社会环境和文化资源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国科普教育基地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亟需走出短视化与功利化困境,“双减”是其关键突破口,科普教育又是对接“双减”政策的重要途径。以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Voronoi图分析、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及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剖析影响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及其交互关系。结果发现:(1)科普教育基地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于华东与华北地区,高密度区位于京津冀地区,次级高密度区位于江浙沪皖地区。(2)R&D经费投入强度、专利授权数量与科学技术财政支出是影响科普教育基地空间非均衡分布的核心因素,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与创新活力维度各影响因子对其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呈双加强作用。(3)科普教育基地空间分布格局是各利益主体间、各要素间相互联结与作用的结果。

返乡下乡人员乡村旅游创业培训研究

作为广泛融入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乡村旅游业,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返乡下乡人员进行创业的首选。运用罗伯特·卡茨的高效管理者的三种技能,提出不同阶段返乡下乡乡村旅游创业者所需具备的技术技能、人际技能与概念技能。目前,返乡下乡人员乡村旅游创业培训存在培训内容设计难、培训对象识别难、培训方式选择难、培训导师寻找难等突出问题。为此,需要精选培训对象、甄选培训内容、优选培训方式、严选培训导师。

社区精英知识溢出下的乡村旅游人才培育研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社区精英作为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领路人、带头人、职业人,其知识溢出研究逐渐获得关注。为探析社区精英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转化方式及其溢出效应,本文依据相关研究基础,构建了社区精英知识溢出SECI螺旋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知识溢出主体社区精英的分类及知识接受客体的需求,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从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化、内在化四个阶段阐释社区精英知识溢出对乡村旅游人才培育的潜在影响与培育过程。最后,从完善精英引进机制、规范精英管理培育、搭建精英创业平台、注重精英示范引领等方面为乡村旅游人才培育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扎根理论的乡村老年人闲暇教育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全社会闲暇时间的增多与老龄化程度的加重,老年闲暇教育作为推动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手段,为老年人的社会再融入提供了契机。以乡村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方式,共访谈24位乡村老年人,获得近11万字的访谈文本素材,继而运用扎根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归纳出乡村老年人参与闲暇教育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老年人闲暇教育参与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乡村老年人参与闲暇教育主要取决于个体因素、教育因素、社会因素三大方面的影响;个体因素中包括自身客观条件、自身主观认知两个关系类别,社会因素中包括人际关系、公共组织两个关系类别,教育因素中包括教育活动、教育资源两个关系类别;三大因素各有侧重,但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着乡村老年人闲暇教育的参与行为。

知识流动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群体非正式教育研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基于知识流动视角,以陕西袁家村为案例地,借助SECI知识流动转化模型对袁家村社区群体间的非正式教育过程进行剖析,探究袁家村在旅游知识的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化、内在化过程中,如何培育出普通村民的知识获取能力、知识传导能力、知识应用能力与知识吸收能力,促成知识在乡村社群间的动态流动,实现乡村旅游的内源化发展。最后从营造浓厚的群体学习氛围、激发潜在的主体学习意识、打造相宜的内部学习平台、建设开放的外部学习网络等方面总结归纳出袁家村社区群体间乡村旅游非正式教育的经验启示。

新型城镇化下旅游产城融合的交互机理及驱动因素——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基于2004—2018年我国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MGWR模型和空间可视化方法剖析了旅游产城融合要素中旅游产业、城镇化与居民收入间的交互机理,并探究了影响旅游产城融合水平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与居民收入间的两两交互均表现为短期内的互促影响关系,尚未形成稳定的长期性互促效应。(2)第三产业比重、人均外资金额、旅客周转量、建成区面积比重是长三角地区旅游产城融合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3)建成区面积比重与旅客周转量对长三角地区旅游产城融合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我国台湾地区乡村旅游合作组织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农会、协会、合作社、产销班等多种合作组织因大多集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功能于一身,在传统农业向现代休闲农业成功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资金供给、人才培育、经验推广、理念创新以及产销合作等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产品电商发展瓶颈及破解路径

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产品电商发展依然存在的基础设施不健全、政策落实不到位、电商人才供给不足、知名品牌少、产业融合程度不深、质量安全亟待提升等重要问题,然后在农产品电商基础设施体系、政策扶持体系、人才保障体系、品牌营销体系、产业融合体系、过程追踪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破解路径。

农俗文化景观符号化运作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地方营造——以江西婺源县篁岭村为例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面临凋敝危机。旅游引发的景观符号生产与消费,为新时期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了新思路。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以江西婺源县篁岭村为例,探究“晒秋”农俗文化景观符号化运作下的旅游地方营造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1)在篁岭村旅游地方营造中,篁岭文旅公司始终扮演着关键行动者的角色,围绕“晒秋”景观的符号化运作,通过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推动着更多异质行动者加入行动者网络。(2)篁岭村的旅游地方营造经历了“晒秋”核心景观符号塑造与“晒秋”泛化景观符号融入两个阶段。在阶段演化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强制通行点(OPP)由“发展乡村旅游,振兴篁岭”转变为“提升旅游项目品质,打造乡村旅游综合体”。(3)关键行动者的能动性发挥、非人类行动者的属性挖掘与重要异质行动者的介入是在农俗文化景观符号化运作下,驱动篁岭村旅游地方营造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从景观符号化运作的视角拓展了地方营造的理论内涵,为新时期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更新提供了实践启示。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自我绅士化的过程与机制——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自我绅士化是村落内生发展下产生的一种特殊乡村绅士化现象,为乡村的转型与振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本文选择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作为研究案例地,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自我绅士化的演化过程及其机制。研究表明:①袁家村绅士化经历了从民俗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向休闲旅游阶段的自我绅士化演化过程;这一过程中,村党支部始终扮演关键行动者的角色,通过赋予异质行动者利益,征召与动员异质行动者加入行动者网络,推动袁家村由资源匮乏的空心村向“关中民俗体验地”,再到“乡村生活综合体”的不断转型。②地方政府政策扶持、村落衰败下的重振需要以及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乡村休闲需求,从政策端、供给端与需求端三方面构成了袁家村自我绅士化形成与演化的核心动力。③袁家村自我绅士化的本质是在乡村内部群体主导下,有机协同外部力量,于多元主体与要素的混杂过程中实现村落社会阶层、物质景观、文化环境的重构与变迁过程。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典型乡村旅游地自我绅士化的形成与演化规律,丰富了中国情境下乡村绅士化的类型与内涵,可为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

日常生活视域下乡村外来旅游创业者的地方身份建构——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通过将日常生活理论引入地方性问题探讨中,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案例地,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日常生活视域下乡村外来旅游创业者的地方身份建构。研究发现:袁家村外来旅游创业者对乡村田园生活具有强烈的情感眷恋,这经由日常生计、日常交往与日常观念构成的乡村日常生活世界予以抒发,不断塑造着外来旅游创业者逃离城市现代性后的生活想象与身份认知。伴随外来旅游创业者在地日常生活实践的增加,身份认同还将逐渐发生转化,刻上地方烙印,进一步激发着个体对地方的积极性行为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