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对康德先验自我的逻辑化统一的努力

费希特的知识学以活动自我摆脱了康德悬拟的自在之物的枷锁,由此确立起主体、自我意识对客体、实体的绝对自由。费希特以活动自我为出发点建构了知识学体系,这一体系由三个命题构成:自我设定自我、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对立、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统一。费希特通过对活动自我的逻辑演绎,使得由康德割裂开的先验自我,在逻辑的方式下得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只局限在自我意识的反思中,主体与客体并未达到内在的、现实的统一。

论“自我”概念的哲学演变

在西方哲学史上自我曾以灵魂、实体、主体、此在等诸多形态出现过。自我概念哲学演变的内在机制在于它是由古代哲学的自然反思即自我与自然的混沌状态发展到近代哲学的内外反思即主、客二分状态。到了现代哲学阶段研究自我概念的思路转换,一方面开始从理智的直觉转换为体悟的直觉,另一方面则开始从异化的、分裂的自我转换为统一的自我。哲学对“自我”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哲学的人学性质日益凸显的过程。

“自由”概念史演变的哲学反思

人类历史是一部追求自由的历史,哲学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探索自由的历史。正因为自由被古今中外千万人述说,自由反而成为最难以说清的概念。无论是从思想观念入手还是从语词入手,或者从知识考古学角度入手,都不能忽视自由概念史演变的哲学反思并对其中的误解予以阐释和澄清。从自由的本质、自由的基础、自由的阻碍力量和自由的实现途径上看,我们可以将中西方的自由思想区分为生存自由、意识自由、意志自由和实践自由。从思想发展角度来说,这四类自由之间具有历史承接关系。从自由的方法论及自由的目的上看,中西方自由呈现出心性与理性、修身治国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不同特征。

谢林“绝对同一”自我的建构过程

谢林认为自然与自我是绝对同一的,它们在本性上是一体的。哲学本身是自然与精神彼此向对方发展的双向过程。其中先验哲学是探索自我意识活动的发展历史,而对自我意识的探索要以自我的直观活动层次的提高为依据。自我的直观活动经历了从最初级的自然中的自我到最高级次的自我意识,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从自然的合目的论到艺术哲学的发展过程。谢林正是在探索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中,构建了无差别的绝对同一自我。

论“自我意识”的哲学演变

自我意识经历了由古代哲学的指向自然物质的自然反思发展到近代哲学指向内心观念的对象性反思,到了现代哲学阶段自我意识一方面开始从理论的转换为实践的,另一方面则开始从个体的转换为群体的、社会的乃至整个人类的自我意识。

德国古典哲学中自我的逻辑化与本体化的统一

追求真理是哲学的内在本质要求,对真理问题不断反思是哲学家们绕不开的路。德国古典哲学中自我学说的发展历程隐含着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从康德到黑格尔)对真理和形而上学问题的回答。这一阶段自我学说的发展呈现为自我的逻辑化和自我的本体化逐渐融合统一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以自我为明证性基础寻求真理的过程。揭示自我的形上建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必然性不仅能够加深对真理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探询现代之后自我解构的深层次缘由。

西方伦理学视域下道德人性基础之争

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总的来说是以对人性的理解为始基的。人性的内在张力构成了西方伦理学发展过程中道德基础之争的根本原因。以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内在逻辑为基础,具体地分析人性的构成因素、人性构成因素各部分作为道德基础的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张力关系,或将解开西方伦理学视域下道德基础之争的谜团。

人工智能责任认定:坚持人类是最终责任主体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以不同深度融入社会生活各种场景。人类在使用人工智能时,难免产生责任认定边界模糊问题,若想厘清不同主体之间的责任,便要明确责任主体。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在2021年9月25日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文件,提醒人们在人工智能时代应加强责任意识,不回避责任审查,不逃避应负责任。坚持人类是最终责任主体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人机融合,还有助于解决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科技伦理与法律问题,使人工智能技术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范围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