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看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以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

17世纪初刊行的《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韩日三国产生的影响各有不同。本文探究其原因,认为是由于历史上中韩日"世界"观念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从三国的地图上见读,并做出具体分析。作者以朝鲜的天下图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图为主对本题做了论述。结论是:在中国,牢固的传统"天下"观使利氏地图熔入明清地图的中华中心主义大统;在朝鲜,变异的"天下"观仍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大总",利氏地图传入较早却影响有限,而特殊的"天下图"得以产生和流传;在日本,利氏地图虽也遭到传统的"三国"观的拒斥,但实际上得到较为深广的"受容",后来其南瞻部洲图也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世界观念。

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百年回顾

在古代中西关系史上，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方面对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包括汉文世界地图的绘制。这些地图在当时流传甚广，曾强烈冲击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不仅如此，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影响还远远超出中国，波及日本、朝鲜等东亚地区。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中找到一些利玛窦汉文世界地图藏本，它们是东西方共同的珍贵文化遗产。在世界地图绘制史上，它在总体上呈现“万国”完整图像方面也显然是超出前人的重大成果，只是由于图上用的是汉文，这一点在西方学术界尚未得到充分的评价。

巴尔布达《中国新图》的刊本、图形和内容

在西方．卫匡国被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其公认的标志是1655年他的《中国新地图集》问世。1655年以前，西方绘制地图上的中国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托勒密世界地图上的中国；二是马可波罗世界观念影响下的中国；三是1584年巴尔布达《中国新图》问世及其影响下的中国地图。实际上，在前两个阶段西方还没有绘制出单幅的中国地图．因而也可以认为那是西方绘制中国地图的前史。

地图上的“天下观”

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韩日三国的影响是不同的。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究。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载世界地理述论

一、《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在中国境内创刊的第一种近代中文期刊,这是学术界公认的。道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833年8月1日),它在广州创刊,道光十六年全年中断,道光十七年在新加坡复刊,迄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关于此刊创始跑日期,终止的日期,,中间停复的情况,版本的面貌,等等问题,自来有各种说法。

关于“伊盟事变”

伊克昭盟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所属的七盟之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南部。1943年,在这里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伊盟事变”。“伊盟事变”是内蒙古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它集中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蒙古族人民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反动统治的反抗意志;同时,通过这次事变也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以至妄图消灭蒙古族的凶残面目,并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力量。但是从“伊盟事变”爆发到现在已近二十年,关于这个事变的起因、经过及意义,却还不曾有过较详细的阐述。因此,本文即试图依据有关的档案及访问材料,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

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

一马可波罗未有记茶,这成了某些学者判断他未曾到过中国的主要论据之一。从研究方法而言,这样的论证是不能成立的。对于古代旅行家留下的游记,宜从总体上探讨它的真实性,特别需注意他与前人及同时代人相比,是否正面提供了可以得到印证的新资料。以这样的标尺来衡量,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可波罗研究已经可以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描述从总体上看是真实的。反之,如果只要指出某部游记没有记载某些内容,就否定它的真实性,那就几乎可以否定全部游记,但这只能是一种对历史的苛求,缺乏逻辑的说服力。福赫伯另有说法。

《大元通制》考辨

本文对元代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元代有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法典的问题作了多方面的辨析。作者指出,自明初起,论者多谓元代没有成律,只有条格,元法同《唐律》没有继承关系。对此,作者通过对《大元通制》比较全面系统的考察,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大元通制》是元代法典的代表作。在体系上,它是一部以《唐律》为范式的完整而系统的法典,其中的"条格"是以往"令"、"格"、"式"三者的混合,其中"断例"的"通例"部分,就相当于以往的"律"。在内容上,它虽然包含有明显的蒙古法因素,并且打上了蒙古族统治元代社会的印记,但就其基本精神而言,仍然是唐以来中国封建法典的延续。

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考辨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人,十三世纪中国的著名诗人。元好问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公认的。同时代人,为《遗山先生文集》作序的友人徐世隆,撰写《遗山先生墓铭》的门人郝经,对他的诗文或许赞誉过高一些。而清代学者赵翼的评价则看来是允当的:"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

《光明之城》伪书考

《光明之城》出版后受到人们普遍重视。这是因为 :如果它是真的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古文献的发现 ;如果它是假的 ,那这就是一个令人不齿的文化造假事件。此书的“年代差错”问题乃是辨识其真伪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对十个“年代差错”问题的详细考证 ,论断《光明之城》是一部后人编造出来的伪书。鉴于有的“年代差错”一直延伸到 2 0世纪 ,译编者塞尔本本人可能正是它的炮制者。

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的起源

本文试图对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的起源这个论题进行初步探讨。全文分三部分:①马的进化与驯养,据考古资料作出综述。②马具与马的骑乘,以考古资料为主,结合文献资料,主要讨论古代人类控驭马的关键工具——马衔的发明和使用,并连带涉及马鞍和马镫。③论述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起源的关系。随着马的骑乘的产生和传播,在欧亚大陆北部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骑马民族,其中有的创造出灿烂的游牧文明。在早期游牧文明中,一般视为原生文明的三要素,仅青铜器这一要素是同样存在的,城市这个要素或者不存在或者规模较小且发展不充分,而文字这个要素则并不存在;如果把游牧文明看作是次生文明的一种类型,那么在草原诸游牧文明形成过程中,马的骑乘无疑有着至为关键的意义。

元代缠足问题新探

本文从讨论马可·波罗“漏写”缠足问题而引发对元代缠足现象的探讨。在对元代文献中的缠足资料和相关出土文物作了考辨后,作者认为:一、元代常见的“金莲”一词,其基本含义是指穿上女鞋的缠足,也用以单指缠足;二、其它称谓有罗鞋、绣鞋、弓鞋、凤头鞋和玉钩等;三、元代女鞋的显著特点是窄和弓;四、元代后期已有“三寸金莲”之类的记载,尽管当时这四个字尚未连用在一起。缠足自身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将文献资料和元代九双窄而长的女鞋(可称作“窄鞋”)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推论:元代缠足主流是将脚的前部缠得窄小,到了元代后期虽已出现类似“三寸金莲”的记载,但尚未成为主要制式。马可·波罗在元代前期来到中国,不可能闻见后来才流行的“三寸金莲”那样的缠足,而且他在华期间主要与蒙古人和色目人交往,也可能尚未闻知当时汉族妇女已有的将脚缠窄的习俗。

清代包头地区土地问题上的租与典——包头契约的研究之一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一批包头契约,使我们得以比较深入地考察一下清代内蒙古封建的土地租佃制和典押制,它形成的历史过程,它的特征,以及土地问题上蒙汉民族关系的阶级实质。这批包头契约共290例。最早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最晚是1953年的。其中清代的占大多数。共255例。我们要分析的是这255例,其余的暂时放一放。这255例契约可分为四类。A类是租地契约,共188例,又可分两种,甲种是农村耕地的租地契约,有71例;乙种是村镇地基的租地契约,有117例。B类是典地契约,有一例。C类是典卖房院契约,有5例。D类是借钱契约,有59例。

论清末清政府对内蒙古的“移民实边”政策

清朝末期,清政府曾在内蒙古推行一些新的政策。人们一般把这些政策叫作“移民实边”政策。本文下面要讲到,“移民实边”四字与这些政策的实际内容是不相符合的。但是,“移民实边”政策的叫法,已成习惯,本文还是沿用了。“移民实边”政策在内蒙古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是内蒙古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做过文章。但多半是别有用意的,因而把同题弄得更复杂了。今天,我们应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依据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原则,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来重新分析和评价这个政策。近几年来,有一些历史书和论文论述了“移民实边”政策。另有一些论文。

青城札记(一)

火不思草原上的歌呵,今天为什么这样动人?是金水河的甘露水把歌喉滋润。悠扬的马头琴呵,今天为什么这样欢快?是北京的春风把胜利的凯歌送来。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苦竹斋札记三则

从阿伯而小子说起'阿伯而小子'是一个人名。法国人雷缪萨(Abel Remusat,1788—1832)是著名的汉学家,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汉文名字叫阿伯而小子。现在人们通常将雷缪萨在巴黎法兰西学院设立汉学讲座教授视作欧洲或西方汉学学科的起始。这个讲座的设立时间似乎自来说法不一。一说设于1814年12月11日,一说设于1815年1月16日。

青城札记(三)

浑脱古代蒙古人不仅善于跃马弯弓,而且颇有浮水渡河的本事。在游牧和征战的生涯中,蒙古人不时遇到河川。严冬,他们踏冰而过。夏秋,他们找水浅之处涉足。水深怎么办?他们制造和使用皮囊或船筏浮渡。草原上的骑士在急流险浪面前也是英勇无畏的。1221年,花剌子模算端札阑丁被蒙古军围困于申河河畔,屡行突围,最后一次冲击,蒙古军后退一步,“札阑丁忽回马首,脱甲负盾执纛,从二十尺高崖之上,跃马下投,截流而泳。”成吉思汗见此情景。

青城札记(二)

札荅札荅,蒙古语,在最早的蒙古族文献《元朝秘史》中已有载录。1201年,成吉思汗联合王罕同札木合打仗,两军相遇,会战于阔亦田地方。《元朝秘史》第143节写道:“布阵间,札木合军内不亦鲁黑罕、忽都合两人有术能致风雨,欲顺风雨击成吉思军。不意风雨逆回,天地暗晦,札木合军不能进,皆坠涧中。扎木合等共说:天不护祐,所以如此。军遂大溃。”在这段叙述中,蒙文原文三次出现“札荅”这个词,旁译分别为“能致风雨的事”、“致风雨”、“风雨”;还出现一次“札荅剌浑(?)”,旁译“致风雨的事”。“札荅剌浑”是由名词、“札荅”派生的复数形动词。在这里,“札荅”具有一种明确的词义。一些蒙古语辞典把“礼荅”释为雨天、恶劣气候、魔法、妖术等,当源于此。

马可·波罗与万里长城——兼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本文对英国学者吴芳思因马可·波罗游记中未提到长城等中国事物而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观点进行了辩驳。文章认为，修建于秦汉时期的长城，至魏晋以后已失去了标志疆界和防御外敌的作用。到了元朝，长城建筑已破败不堪。元代以前，长城在欧洲根本不为人知，更谈不上是中国的重要象征。因此，马可·波罗书中未提长城是很正常的事情。长城被当做中国的一个重要象征，是从明代才开始的。作者强调，要说明马可·波罗为什么会“漏写”一些关于中国的事物，首先必须考察这些事物在当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已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标志，是不是引起外来旅行者的特别注意。只有在进行这样的考察后，才能合理解决所谓“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