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以南部海洋经济圈为例

基于2007-2016年我国南部海洋经济圈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进行权重赋值,构建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通过核密度估计等方法考察其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剖析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从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结果看,各省区之间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差异较大,这与广东、福建独特的政策、区位和资源优势密切相关;(2)从时间来看,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增长质量两极分化程度较高,地区间差异呈现扩大趋势;(3)从空间来看,海洋经济增长质量高值区的空间分布呈现从广东向外扩散的趋势,“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布特征凸显;(4)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主要依赖于海洋资本、海洋创新、海洋人才以及海洋环境要素的驱动。其中,海洋资本为关键要素,海洋基建、海洋产业为制约海洋经济增长的障碍要素。

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下海南省PPP模式改革研究——以粤东地区经验为鉴

为更加深入广泛地扩大海南对外开放水平,2010年海南省将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全方位战略,PPP模式也因此被广泛关注和重视,并得到大力推广,成为海南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中坚推动力量,切实提升了海南省的整体竞争力。但通过海南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粤东地区对比发现,海南省PPP项目的谈判效率及规范发展等方面水平不高,粤东地区日渐成熟的PPP模式在这些方面的成功经验做法值得海南省学习借鉴。论题剖析粤东地区PPP模式成功经验和案例,包括良好民营资本发展态势、优化的营商环境、合理分配的运作模式以及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结合海南省实际情况提出利于优化海南省PPP供给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海南省PPP模式的改善与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金融发展水平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的CFPS数据,文章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分析来看,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宏观指标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幸福效应影响较小;边际回归发现金融发展只影响部分居民的幸福感,金融发展水平显著降低“不幸福”居民的幸福感,对“非常幸福”的居民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分群样本检验还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低收入居民、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具有更大的增促效应。因此,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要求我国金融去杠杆需稳健有序,不宜操之过急。同时,这还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与贫富居民之间的幸福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基于美国加息周期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机理分析

自2018年4月以来,美元指数的持续走强,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大幅贬值压力,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基于此,本文通过国内外宏观环境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逻辑和主要因素,并围绕其是否破7来探究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意义及影响。

粤东地区依托PPP模式实现振兴发展的经验研究——基于多案例分析

结合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战略需求,通过横向对标分析粤东西北地区PPP应用发展现状,指出以汕头市为代表的粤东地区具有落地率高、项目规范性强的优势,在此基础上,从物有所值评价(VFM)视角,选取汕头市6个PPP案例项目,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研究案例的独特经验。研究发现:定性评价指标选取上,更为侧重其风险识别能力,而弱化对政府机构能力的考察;准盈利性项目则重视其潜在竞争程度;定量评价上,案例四以其项目公司与地方性融资平台合作、分二期进行的独特融资模式得分最优;此外,奖惩机制的适度设立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与促进项目的实施。

金融体系的现状分析与政策解读——基于贯彻十九大精神为背景

在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过程中,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因为当前时期金融领域处于风险高发期。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货币化、资本化持续积累,金融深化进程加快,经济新常态下金融市场竞争加剧,金融业转型和创新步伐加快,这就导致中国金融体系复杂化问题尤为严重,也对政府监管提出更高要求。针对于此,金融监管当局对其自身进行组织结构优化,同时加强金融监管体系统筹协调,主动化解高风险业务,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形成服务实体经济的合理金融监管机制。从长远来看,为营造和谐的金融发展氛围,政府将会继续加强金融体系监管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