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儒”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史”探源——熊十力晚年思想定论

“儒”和“儒学”的溯源问题,关系到如何界定中国文化思想的本源及其宗脉。熊十力《原儒》一书在探寻儒学的本源时,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围绕此中心议题而展开的,一是以“哲学”界定儒学的知识性质,称儒学开启了中国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的序幕;二是梳理儒学在先秦的分派,藉此重建一种具备现代性的儒家学统;三是确认《易》为中国哲学之源,称《易》奠定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核心问题;四是论证诸子为儒家的“支与流裔”,儒学与诸子学的源流关系,呈现了先秦哲学史中经与子之间的互动互渗现象。熊十力的“原儒”既以儒学为正统,又尝试融通儒学(经学)与诸子学,从而建构一种具备现代性的新学统,由此开出科学、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念。

“四玄”:章太炎的“新经学”构想

经典是民族语言、文化与思想的象征性符号。中国古代的经典系统每隔数百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建运动,如从五经到七经、九经、十三经的演变,又如清代段玉裁的"二十一经"、沈涛的"十经"、刘恭冕的"二十一经"和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晚清章太炎也通过回归原典的方式,以《周易》、《论语》、《老子》和《庄子》建构了"四玄"经典系统,并为"四玄"建立了"域中四圣"的传道谱系、"无我"的一贯道体,以及忠恕、克己、绝四等修养工夫论,从而将儒释道思想融通为一,形成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经学,即四玄学。

近代中国的知识进化论及其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观包含常与变的辩证统一,主张在常中求变,在变中守常。近代的"中体西用"论继承了这种观念,但在那个生物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及科学主义流行的年代,无论是持守传统者,抑或是主张西化者,还是科学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进化论思维,并将其引入文化论辩中,形成或保守、或激进的文化(知识)进化观。根据近代中国学界的知识进化论及章太炎对此提出的俱分进化的反思,我们应当尝试超越东西、古今文化之争,也要超越知识单线进化的观念,回归常与变相统一的文化观,以此来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乾嘉时期经子关系之转向

中国古代经学家宣称"经为常道",与此相对的诸子学则为"异端"。乾嘉时期,这种观念发生了转变。乾嘉学者从道体的开放、经书系统的重建和经与子之道器名分的转变等方面,扭转了经子关系。他们不仅肯定了诸子之道的合法性,要为"异端"正名,甚至把子书升格为经书,尝试整合经学与子学。这拓展和丰富了乾嘉义理学的范围,也开启了晚清诸子学复兴的路径。

诚信与当代文明中国之建设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的"诚信",在中西历史上都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传统中国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商业领域里都有丰富的思想资源。西方传统里,诚信的思想资源主要蕴含在古希腊、罗马法和中世纪基督教的三大传统里,而西方近现代社会的诚信思想资源突出表现在商业活动之中,并逐步形成了现代的诚信制度。当代中国社会的诚信文化建设,就在于要充分吸收中西方文化传统里的诚信思想资源,以有效的制度化方式推进当代中国的诚信文化建设,进而促进当代文明中国之建设。

论冯契的真理观

真理问题是现代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因其关涉科学与人文、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对立或统一问题。关于真理的本质,冯契接受实践论的真理符合论,认为真理是指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在的一致,即知与物的符合。这种符合所呈现的具体真理,一方面可用辩证的逻辑思维来把握,另一方面可用命题的形式予以正确性的陈述。同时,冯契阐述了真理的具体性与自由性,前者指真理具有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和相对的特性,后者指真理的客观性是与此在的存在相联系的,体现在存在者的性与天道之契合中。由此,真理既合乎自然的规律性,又合乎人类的目的性,是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的统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冯契认为科学与人文、认识论与本体论是统一而非对立的,其统一的知识形态就是智慧。

乾嘉“道论”及其人文实证主义的求道方法——读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

吴根友、孙邦金等所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一书,从道本论角度阐明乾嘉的哲学形上学,揭示乾嘉学术中考据与义理、求真与求善相统一的特质,提出"人文实证主义"的新概念来表述乾嘉学者的求道方法论,且详细考察了戴震哲学及其对乾嘉学术与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影响。由此,在继承梁启超—胡适、侯外庐—萧萐父等两系有关明清哲学中现代性内容论述的基础上,深化了对明清哲学中蕴含的现代性思想的论述。我们将围绕道论、人文实证主义、戴震、现代性等关键词来评述该书,略作介绍。

“文辞”、“文学”与“文章”的由来

文的原义与文学观念的发生颇有关联。殷商时,文已非纯粹的象形符号,乃寓涵某种政治与宗教涵义;至西周,德意识的介入使文成为一切德目的归宗与本体。由此,文学观念之诸概念,如由行人辞令演化的文辞,由文与学偏义性联合的文学,由早先指称音乐的"文章"变而指称篇什的文章,均受文德观之影响而包含礼义的内涵。因知,礼义德性的人文精神是文学观念先天的性格。

康有为“六经五记”与近代经学转型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研究,从破坏的方面说,打破了十三经系统,使人从尊经转向疑经,带来了经学的革命。从建设的方面言,辨伪经传不是目的,康氏在辨伪的同时,又以正名的方式,论证了“孔子作六经”的命题。六经之中,《易》和《春秋》是孔学正宗,而《礼运》《中庸》《孟子》《论语》及《公羊传》等寄寓着孔子的微言大义。康有为主张用五部传记来配六经,藉此重建新的经书系统,此即“六经五记”。通过对经典的注解,康有为建构了一种道德形而上学,即天元性命之学。由此阐发的仁学思想,则为其政治制度和大同世界的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体现出政治学与心性学的统一。康有为的“六经五记”以今文经学为主,兼采宋明性理之学,这一调和汉宋的思想体系,为当代的“回归经学”思潮开拓了一种新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思政的实践及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致力于通过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增进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拓宽学生视野,实现学生文化自信观念树立、传递人文精神目标。课程思政实施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严格按照学院要求,积极承担课程思政学科义务与责任,开展课程思政实践并取得积极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需要进一步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实践工作。

“原儒”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史”探源

“儒”和“儒学”的溯源问题,关系到如何界定中国文化思想的本源及其宗脉。熊十力《原儒》一书在探寻儒学的本源时,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围绕此中心议题而展开的,一是以“哲学”界定儒学的知识性质,称儒学开启了中国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的序幕。

康有为“原儒”及其经子关系论

近代以来的“原儒”研究,学者通常以为始于章太炎、胡适。其实,在他们之前,康有为就采用“即道以原儒”的方法,从思想演变的视角梳理儒家的起源及其在先秦的流衍,考察儒家与孔子及六经的关系,由此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比较康有为与近代学者的“原儒”工作,给予我们的提示是,原儒不能局限于考证“儒”的本义,还要探究“儒家”作为一种思想的起源,以及儒学在先秦的授受源流。同时,古今学者的“原儒”包含经子关系命题,因思想立场、研究方法的不同,各人对经子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研究者必须结合学术思想史来考察经子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形态,不能用某一命题笼统地概括之。

身观与心证——《庄子》“忠恕之道”发微

忠恕是孔子的一贯之道,在儒家的经典诠释史上,通常是强调其道德层面的意涵。章太炎别出新解,一是称忠恕之道是求知的方法论,内含归纳与演绎的逻辑学原理;二是说庄子继承孔子的忠恕之道,其中包含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双重义谛。就德性的层面言,相对于儒家的尽己、推己说,庄子主张“才全而德不形”,反对将道德形显发用出来;就知识的层面说,忠指身观,恕指心证,前者是验事以成理,后者是据理以事量,犹如逻辑学中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透过对庄子忠恕之道的阐发,不仅丰富了忠恕的意涵——忠恕因而成了解读庄子的人生哲学及其认识论的重要概念,还可由此观照孔子与庄子、儒家与道家之间的思想关联。

“中国哲学史”创作中的“科玄之辩”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中国哲学史"的创作是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命题下展开的。正如"科玄论战"围绕人生观问题展开的争鸣分为两派,"中国哲学史"的创作在回答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价值等问题时,同样分成科学派与玄学派。前者崇尚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后者肯定中国哲学所注重的道德伦理学和生命境界论。当然,这两派未必是截然对立的,多数学者都想调和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冲突,或者说都希望从中国哲学转出科学精神。他们从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之辨,进而探讨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特点,评判中国哲学中的两大传统,即宋学与汉学之争及其价值问题,这些体现了"中国哲学史"创作中的"科玄之辩"。

“理学反动”说与清代学术思想研究

20世纪的清代学术思想研究,对于清学性质与内容的甄辨,往往是以宋明理学为比较之参照。或以为清学是宋学的反动,或以为清学是宋学的转进,这就是清儒所谓的汉宋之争。梁启超据此建构了"理学反动"的理论范式,其余诸家在探究清学及其与宋学的关系时,无论是赞同或反对,均就梁氏的"理学反动"说进行某种回应或发挥。因此,透过考察"理学反动"说的内涵及其影响,可窥见现当代中国学者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性质、特征及其哲学方法论的认识,并展示他们对传统思想的内在发展理路及其现代性转型的思考。

轴心时代与人的存在——雅斯贝尔斯历史哲学的省思

"轴心时代"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人性与人的存在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的主题。雅斯贝尔斯把存在的觉醒视为历史的起源,历史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统一的人类世界。由此,历史在本质上即是人的存在如何显现、超越和统一的过程,历史研究不是单纯地关注事件、文物及典章制度,而是要从具体的、过去的历史事件中,探究人类是何时及如何认识到自我的存在,反思人在现代科技发展中遭遇何种困境及如何解除危机,进而思考人类如何适应未来的不确定性,引导人类去抵挡荒谬、歪曲和堕落,指引人类走向开放性的真理,建构一个自由、博爱的世界。因此,从生存哲学的角度解读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更能呈现其历史哲学的价值和意义。

“四经”:熊十力晚年经学思想研究

熊十力晚年对经学转型的沉思乃是通过“正名”的方法,重建孔子与六经的权威;又以“回归原典”的方式,从周秦儒家的经传中选择四部代表性典籍:《周易》《春秋》《礼运》和《周官》,论证其为孔子所撰述的常道之经,据此建构“四经”的经书系统,并阐发其中包含的乾元性海之内圣学,及大同公正的外王学,进而创构中国乃至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愿景。熊十力的新经学思想既融贯汉学、宋学、佛学及西学等,又含摄现代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理念,会通古今和东西,接合传统与现代,这是他对如何回归和赓续经学传统而开示的新路径,以及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

乾嘉時期的諸子學研究

乾嘉學術又稱漢學,即爲經學。這造成單一刻板的印象,好像乾嘉没有諸子學,或乾嘉的諸子學與經學全無關涉。實則,現代諸子學的研究方法、類型與範式等,主要發端於乾嘉至晚清學者對子書字詞的考據及其義理的闡釋之成果。這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以子證經'、'提倡荀學'和'經與子之道器、體用關係的轉向'等。探究乾嘉時期諸子學研究之諸面向及其表現出來的新特點,可爲清代學術思想史的認識提供一種經子互動的視域,進而窺見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歷史脈絡。

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

由樸學轉向義理——章太炎諸子學思想演變的考察

20世紀初,受東漸之西方哲學的衝擊,中國學者重新定義諸子學的知識性質,提出'子學即哲學'的命題,諸子學的研究方法也由樸學考據轉向詮釋義理。這種'義理的轉折'標誌着諸子學的現代轉型。章太炎是促成這一轉型運動的代表性學者,他早年謹守樸學,以'實事求是之法讀子',1906年東渡日本而撰寫《諸子學略説》後,主張用哲學解釋方法來治主觀之子學,從而與用樸學方法研究客觀之經學相區别。本文考察章太炎諸子學思想如何從樸學轉向義理,通過對一個時代的代表性學者之子學思想的整體性回顧,藉以展示20世紀初諸子學研究之知識轉型的歷史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