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伦理安全及其保障

"伦理"与"安全"相结合,创造出伦理学上的新概念"伦理安全",这是回应现代性和全球化范式所遭遇的伦理危险所作出的学术和学科推进。伦理安全的道德哲学本性是精神安全,因此之故,面对伦理危险,唯有伦理承认,进行伦理实体安全体系建构,并就游离于伦理实体之外的人进行伦理援助,方能保障伦理安全,给人以安身立命和精神的皈依。

构建和谐社会环境下的中国社区矫正问题研究

社区矫正是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新事物,随着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理论,社区矫正被赋予了新的理念;社区矫正所要实现的价值,正是和谐社会应有的价值内涵,和谐社会和社区矫正两者之间有机地结合。针对我国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围绕和谐社会应有的内涵和价值,社区矫正的法律适用理念的完善,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民市民化模式及其法律应对

农民市民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是权利张扬、权利意识觉醒的社会,农民市民化实质上是农民权利张扬的过程,是农民权利社会化的重要体现。基于权利视野,比较分析农民市民化的国际模式表明,现阶段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应选取权利普适型模式,切实保障农民权利的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机遇、障碍与基因

当前,世界人权发展面临"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人权初衷改变等方面的挑战,并出现人权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权帝国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等诸种理论形态的论争。随着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出场,中国传统文化潜在地成为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它以血缘为逻辑起点,与"家国一体"社会结构相匹配,深刻表现为"五伦"文化设计,这些文化元素限制人权概念、理念与制度在中国产生、发展。但是,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两种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在修正人权正在被异化、扭曲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国天下""重和去同"以及"仁人同一"思想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提供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伦理基础。

论弱势群体幸福权利及其保障

理解幸福权利有两个维度:一是幸福本身就是一种权利;二是享有幸福和追求幸福是一种权利。幸福权利概念本身应该是两个维度的辩证统一。弱势群体幸福权利具有幸福共性,同时突出自身特殊性。弱势群体在享有幸福权利和追求幸福权利过程中遭遇了众多障碍。为此,使弱势群体享有幸福权利最主要的措施,除了消除经济贫困和权利贫困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精神贫困。只有从伦理精神上建构起弱势群体幸福感,享有幸福权利才最为彻底。

论善治生态及其建构

从"善治"到"善治生态"是一种学术努力,更是一种社会追求,是时代觉悟之生态觉悟之体现。"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府与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善治生态"是社会管理过程中政治、经济、伦理、法律各种文明因子互动形成的一种治理态势,是政府和社会不同主体的新颖关系,并由"政府-社会"生态、"伦理-法律"生态、"伦理-政治"生态三维生态互动形成的治理体系。通过深挖中西文明资源,建构起我国"善治生态",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

论基于人权保障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现代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作为价值基准,以人权保障来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并以此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促使乡村和谐秩序形成,促进乡村社会文明发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

论人权的生态价值观

人权的普遍性论争引发人权发展的诸多问题,如人权帝国主义、文化相对主义以及理念与行动之间的分裂,这些问题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人权事业发展。人权生态价值观是用生态价值观思考人权发展的现代合理理念,它以人权的生态对话与生态发展为核心,弥补关于解决人权普遍性论争的诸种观念的不足,并有效地抵制人权帝国主义、扬弃文化相对主义、弥合理论与行动之间的分裂等,进而促进人权事业的合理发展。

论流动人口发展权及其保障途径

流动人口发展权是流动人口应该享有的与流入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教育、文化、政治、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基本权利和合法利益。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动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平等发展权、社会保障权等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这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户籍制度改革不彻底、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碎片化、流动人口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必须通过持续发展经济、促进流动人口管理的法治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途径,促进流动人口发展权的实现。

面向弱势群体的伦理援助

从道德哲学角度来看,弱势群体表现"一"和"多"关系,即"弱势"是他们的单一性本质,又呈现出多种"弱势"形态,即政治、经济、法律和伦理的"弱势";与此同时,弱势群体还是一个伦理存在,因为他们远离财富和权力中心,基于此,面向弱势群体的伦理援助成为可能。面向弱势群体的伦理援助是给予弱势群体以伦理上的帮助和支持,从本性上来说是一种精神援助,也是保障弱势群体走向幸福的方式之一。

论儒家伦理法的价值生态及其现代互动意义

就哲学的辩证法而言,概念与理念实为精神的两面。儒家伦理法作为概念,定在于中华法文化中,具有文化生态的合理性,是儒家伦理法的潜在。儒家伦理法作为理念,显现于社会现实中,具有会生态的合理性,是儒家伦理法的自在。儒家伦理法如何从潜在与自在互动中成为自为,自为地成为现代法治精神主体性的需求,是现代法治精神现实建构的历史性难题。只有对儒家伦理法进行生态转换,才能从互动中滋养现代法治精神。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思考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在我国金融生态环境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建构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对促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关键性作用。从法律视角思考了农村金融生态问题,通过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法律困境的分析,提出了推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途径。

论法律视域下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平等权的落实

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权益问题,农民权益问题的重点是农民平等权问题。文章对农民平等权做出探讨,并对农民平等权对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意义做出分析,探究了农民平等权缺失的法律原因,并提出了法律对策。

大学理念视角下的我国法理学教学问题研究

法理学教学面临很多的困境,大学理念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给法理学教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以大学理念改革法理学教学,使法理学教学更能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法律人。

司法过程中的心态平衡及其实现

法律是心态平衡的调节器,是博弈过程的理想结果,是静态的心态平衡。从法律规范到法律关系到法律责任的法律发生逻辑关系中,法律实施是法律规范从文本意义向现实意义转化的重要环节;司法是法律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态的心态调节器,是法律规范平衡最终实现的保障。实现司法过程的心态平衡,必须通过司法心态认知、利益平衡和从司法利益平衡到心态平衡转化三个环节,最终促进司法和谐心态的生成。

论乡村治理方式的转向——从乡规民约到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

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和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的治理是两种不同的乡村治理方式。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是对法治内涵的全新的阐释,是对法治的一个深层的思考。这种新的乡村治理方式,符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且更贴近人们的生活。文章从探讨乡规民约的困境入手,提出了乡村治理应从通过乡规民约的治理向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法治治理转变,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推进乡村治理方式转向的途径。

论平等权的冲突与平衡——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界

平等权的实现,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平等与不平等的对应关系,催生了平等权的冲突和平衡,研究平等权就是在冲突与平衡二元化的前提之下。平等权,就是指公民平等的享有权利,不受任何不正常的差别对待,要求国家同等保护的权利的基本内涵。分析了平等权的性质、地位和依据,并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质疑探讨了平等权的冲突问题。

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集体备课创新举措

集体备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的一项制度安排。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集体备课存在主体明确而相对封闭、形式多样却疏于内容、注重知识却实践衔接不足、信息广博却呈现“碎片化”等问题。应该发挥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教研室等教学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创新集体备课方法举措,以“小论坛”建构“大格局”,促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不断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从文化旁观者到参与者:乡村振兴的文化权利及其实现

文章认为农民理应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推动者,然而由于受教育问题、乡村文化式微以及文化生活匮乏等原因,农民沦为文化的旁观者,进而形成制约乡村振兴的文化瓶颈。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文化权利保障成为农民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可能方案以及突破乡村振兴文化瓶颈的途径。文化权利作为乡村振兴的制度安排,其意义在于提高农民文化生活的参与度、为乡村振兴的扶智与扶志提供文化支撑、提升农民价值生产能力。基于文化权利的属性,促进农民文化权利的实现,使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与推动者,还依赖于国家和政府履行相应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