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T数字作品交易行为的“发行属性”与适用规则

NFT数字作品交易方兴未艾,但侵权问题频现,亟需合理的规制路径。NFT技术促进数字作品交易客体特定化并产生准物权变动的效果,使NFT数字作品区别于一般数字作品与传统作品,为发行权扩张提供了技术性支撑。但发行权的扩张尚面临诸多困境,包括“有形载体”要件的阻碍、“所有权转移要件”标准不明、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数字环境中存在重叠等。基于此,应当厘清数字环境中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细化NFT数字作品交易领域的发行权适用标准,完成从“有形载体”到“作品与载体相对应”的转变,明确“出售”及“所有权转移”的认定;以“转让+删除”技术及征收版权转售费作为辅助手段,完成发行权在NFT数字作品交易中的嬗变与适用。

论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边界——以美国“恶名市场名单”构陷微信为切入点

美国“恶名市场名单”报告以微信被用于售假链条的环节中为由,无端构陷其整体属于电商生态系统并苛责其承担过重的知识产权注意义务,这既给我国相关企业招致过度关注和不当监管,也对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声誉造成不应有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与传统的单一型平台不同,以微信为代表的混合型平台创造性地将多种类型的功能和服务聚合为一体,在本质上属于混合型平台,其知识产权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应当根据具体功能模块的性质和特征予以类型化分析。在框定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边界时,必须冲破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碎片化以及知识产权注意义务模糊性的困境。一方面,要严格遵循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判定的应然逻辑,重点考察混合型平台内各功能服务模块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要坚持秉承混合型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认定的理念思路,以分级分类理念、包容审慎理念和利益平衡理念为视角认真审视侵权责任边界之划定是否科学合理。

NFT数字藏品盲盒交易风险及其救济路径

NFT数字藏品交易作为数字经济作用于版权市场的产物,以公众能否在交易前观看作品为依据,形成展出交易与盲盒交易并立的二元交易格局。与展出交易不同的是,盲盒形态下数字藏品溢价严重,平台极易利用信息优势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甚至产生数字藏品金融化等市场风险。盲盒交易行为法律属性的界定直接决定侵权规制路径及风险治理模式,现有裁判将其纳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制范畴,无法构建针对不同交易模式中特定交易风险的治理体系。为顺应“完善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要求,有必要归纳NFT数字藏品盲盒交易中的各类风险,提高交易平台注意义务标准,加强对交易平台监管并强调行业自律,重构智能合约条款功能以扩充救济渠道。

古籍点校成果版权保护争议及出路

古籍点校与成果出版是古籍活态化保护的重要一环。古籍点校成果能否以及如何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理论界与实务界分歧较大。在梳理甄别现有案例的基础上,古籍点校成果的客体表现为文字与标点的组合,能够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现行《著作权法》之下,我国应当确立古籍点校成果的二分版权保护模式,当古籍点校成果具备独创性时,应视为作品;当其不具备独创性时,可作为版式设计受到邻接权保护。同时,为了公共文化传播的需要,我国《著作权法》在适当情况下可引入特定科学版本权,建立更为全面的古籍点校成果保护机制。

人工智能算法的专利适格性问题研究——基于算法特征的讨论

人工智能算法的专利适格性问题是人工智能技术可专利性问题的核心。人工智能算法与技术联系紧密、能够自我更新和调整、兼具抽象概念和技术规则双重属性。其与传统的算法和计算机程序具有区别,在商业上和工业上具有独立的保护价值,理论上能够成为专利法上的适格客体。现有的专利适格性判断标准忽视了人工智能算法的独特属性和独立价值,应当摒弃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人工智能算法可专利性的传统思路,以算法的具象化程度作为专利适格性判断的核心标准,考察该人工智能算法是否能够作为应用直接对外提供、是否受到应用环境的约束并作出改动。调整后的判断标准可以有选择地将部分人工智能算法纳入专利法的保护范围,从而实现权利保护与公益维护之间的平衡。

知识产权国际出口管制体系的发展变革与风险应对

知识产权国际出口管制体系历经服务安全秩序的宽松管制阶段、维持技术差距的严格管制阶段,最终转变为遏制中国创新的精准管制样态,呈现出国际规则与国内法律双重制度表现。作为维护各国安全利益的例外措施,现行知识产权国际出口管制体系在发达国家片面主导下,不仅产生实施歧视性管制的目标定位偏差,更带有保护主义的理念异化倾向与长臂管辖的模式转换色彩,暴露出技术优势国家企图固化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的价值危机。面对国际出口管制所引发的企业知识产权合规风险、产业知识产权创新风险和国家知识产权治理风险,我国应当构建系统完备的应对体系:在企业层面,搭建面向国际出口管制的双重合规范式与标准框架;在产业领域,完善针对国际出口管制的反制应对体系;在国家维度,发挥多边框架与区域协定的作用,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议题,构建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知识产权出口管制治理格局。

论我国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的构建——从著作权的“一女多嫁”谈起

著作权“一女多嫁”现象在我国频频发生,究其原因,是我国著作权法在允许著作财产权转让的同时,没有建立起保护交易安全的相应制度。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的建构既有安全、伦理性价值和证据支持,也有其深厚的制度底蕴。因此,在借鉴外国的立法例,并适度遵循我国的制度系统惯性的基础上,有必要构建我国的著作权转让登记公示制度。

专利当然许可声明的性质探析——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

专利当然许可声明是打开专利当然许可制度的钥匙,当然许可声明的性质界定是构建当然许可制度所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我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将当然许可声明界定为要约,这是一种许可条件设置机制的僵化,会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结合专利权的本质要求、当然许可制度的性质、技术商品的市场交易规律以及国外范式立法经验进行分析,当然许可声明的性质应当界定为要约邀请。建议《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明确当然许可声明的性质为要约邀请,并对条文进行相应更改。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采取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存在认定方式单一、一般性传承人的权益没有保障、缺乏造血式的私权激励等问题。为此,应构建多元的传承人认定模式,既要进行代表性传承人、个体性传承人的认定与资助,也要保护一般性传承人和团体性传承人的合法权益,以促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与发展。

知识产权审判中技术调查官的困境与出路——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

2019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活动的若干规定》对技术调查官制度进行了全新安排。但现行的交流和兼职式技术调查官的弊端十分明显,技术调查官的设置方式值得进一步反思,技术调查意见是否公开有待进一步考量,与其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的衔接尚需进一步澄清。从完善我国技术调查官制度的立场出发,应当优化技术调查官任职与设置的方式,各人民法院按照案件审理的实际需要合理增加技术调查官的数量,按照二级学科类别设立子专家库;同时还应当适度公开技术调查意见,允许当事人质询和辩论;调整其他技术事实查明机制的应用规则,在有限适用专家陪审员制度的同时,明确技术调查意见与专家证人证言、司法鉴定意见之间的效力等级。

我国知识产权上诉审理机制的变革与优化之策——由知识产权法庭到知识产权上诉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设立有利于统一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标准,实现民、行两大诉讼程序的对接。但知识产权法庭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内设机构,而非独立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其本身无权设立派出法庭,这可能会抑制其效能的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审理大量的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制度设计亦不符合其职能定位。我国应当将该知识产权法庭从最高人民法院中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高级人民法院级别"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同时逐步增加地方知识产权法院的数量,允许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设置派出法庭,赋予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直接裁决知识产权效力的权力,发挥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指导作用,以真正建立体系化、专业化的知识产权上诉审理机制。

论NFT数字藏品的法律属性--兼评NFT数字藏品版权纠纷第一案

NFT数字藏品是具有唯一性特征的数字化凭证,其法律属性与交易行为存在争议,阻碍了后续开发前景,亟待法律制度的有效回应。NFT数字藏品在技术本质上是一组指向作品复制件的元数据;在经济价值上是提升版权效率的工具;在法律属性上应被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7条规定下的网络虚拟财产。文章认为,在否定网络虚拟财产“物权说”与“债权说”的基础上,应当肯定NFT数字藏品的效用和价值,并通过合同法或侵权法的行为法路径对NFT数字藏品交易行为进行规制。

论游戏直播画面的法律属性

游戏直播画面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需要对游戏直播画面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和判断。这一判断有两个前提:一是游戏直播画面本身的构成要素,二是我国著作权法对于作品的认定条件。游戏直播画面由游戏用户界面呈现的画面、游戏用户行为呈现的画面以及游戏直播行为呈现的画面这三部分组成,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品通常包含三个方面的条件,即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的表达、独创性以及可复制性。在判断游戏直播画面的法律属性时,应以构成作品的条件为基础,根据其具体构成要素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判断。

论我国民间文学法律保护的立法模式

民间文学是各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但在科技革命和国际化潮流中,它们正面临着不正当利用,甚至是扭曲破坏的危险,因此保护民间文学已经日益必要和紧迫。但对采用何种法律来保护民间文学,国际国内均有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各种立法实践的评析,本文提出,我国民间文学保护,应立足我国现有的立法实践和立法资源,采用版权、民间文学产权和邻接权法》立法模式。

3D数字模型的复制权保护探析

3D数字模型是3D打印中最为核心的要素,用户主要通过CAD软件设计或3D扫描获得3D数字模型。具有独创性的3D数字模型可以作为美术作品或图形作品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对3D数字模型的复制表现为不改变作品载体表现方式的复制和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其中,对构成美术作品的3D数字模型进行打印属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而对构成产品设计图的3D数字模型的打印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在现行著作权法框架内,建议通过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采用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和限制私人复制范围等方式对3D数字模型的复制权进行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并且兼具人文价值与资源价值;公法保护有利于守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而私法保护则有利于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应秉承人文价值至上的原则,以公法保护为主,同时兼顾资源价值,以私法保护为辅,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共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

中国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机制的问题剖析与优化之策

随着新时代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属性”的日益凸显,维护知识产权领域的国家安全成为国际经贸活动的基本底线,基于国家安全而开展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审查成为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重点要求。TRIPS协定“知识产权安全例外条款”和中国产业创新发展需求为该机制的运行提供法律和实践依据。但中国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机制仍处于探索试行阶段,在制度性质、审查内容、程序设计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规定不尽成熟。有必要明确其“市场补充机制”的法律定位,厘清技术出口管制与知识产权安全审查部门之间的职权关系,并通过构建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数据库与备案监管机制、统一审查标准、明确法律责任等路径,保障该机制顺畅实施,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

药品专利保护与权利限制

一、药品专利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TRIPS协议>规定各缔约方应当给药品以专利权保护,并且保护期限不得少于20年.从鼓励发明创造、激励技术创新出发,给予药品以专利保护很有必要.

浅谈中国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中国有丰富的传统医药知识,我国急需制定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对之进行保护,以免继续流失和不正当使用。传统医药的智力成果属性决定了适于将其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其独有的特点又使得它在现有知识产权保护框架下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为此本文提出四项特别保护举措:建立特别权利保护体系,在专利申请过程中实施知情同意原则并要求提供材料来源地证明,确立合理开发与利益分享的保护原则以及实行传统医药知识文献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