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和田叶子作品中语言的形象、人和生命

多和田叶子的作品以其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般的美学而闻名,这一美学挑战着语言的透明感、语言的指称意义等概念。尽管如此,近年来多和田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在其政治意义上被解读,尤其会被拿来和移民、性别政治、生态批评等问题进行关联。本文认为,虽然多和田作品的特征是其对于语言的那种比喻性而非参照性的使用方法,但是这种赋形本身又的确是可以被解读为政治性的。具体来说,它追溯了多和田作品中“语言”“人”和“生命”这几个相互纠缠的概念之间所建立起来的细微的政治含义。例如,我认为多和田的作品被正确地解读为颠覆了物种差异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因为“人”所拥有的独特语言和符号化能力而赋予其特权。然而,多和田似乎坚持认为,正是由于这种语言、符号化和赋形的能力,在针对其他人类和地球生命本身所犯下的基本暴力中,人类这一主体永远不应当否认自己的共犯关系。

区域研究与文明论式的转移

“区域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是在1940年代末在美国高等教育界被制度化的,其实施正是为了辅助“美利坚治世”的国际秩序。区域研究为美国多方面的全球霸权贡献了极大力量,这一知识的学科形成再度确认了近代世界的殖民-帝国秩序,其中“西方”代表着知识的主体,而“其他地方”则被专门指定为知识的客体。直至今日,区域研究的各个学科仍被相信是建立在这种人类学差异之上的,因而也就维护了近代世界的殖民分化。埃德蒙德·胡塞尔与和辻哲郎均参与了“西方与其他地方”的话语并且着迷于人类学差异这一修辞。前者坚决维护欧洲人文的历史使命,而后者则坚持日本文化主义的视角,将日本人与欧洲人以及其他亚洲人区分开来。在“美利坚治世”下被美国诸大学制度化了的区域研究中,罗伯特·贝拉的和辻哲郎论旨在满足他自己对“特殊主义”的偏好以及对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和态度的敌意。贝拉和和辻分别居于“西方”和“其他地方”这一对立的两极,通过对其进行比较考察,本文将揭示区域研究的认识论和日本文化民族主义中内在的种族主义。眼下区域研究的各学科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本文则从人类学差异和文明论转移的力学等角度来探讨区域研究所面临的这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