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精神的内涵及彰显

昭君是深受中华民族尊敬的女性,但史书对昭君的记载过于简短,无法满足后人对昭君事迹的探寻。也正因为史料记载的缺失,给后人创造昭君文化提供了广阔想象空间,形成了独特的昭君精神。昭君精神具有象征和平、倡导民族团结、勇于实践等特征。昭君精神的内涵集中反映在民族交往、自我牺牲、勇于探索和实践上,它在王朝国家、民主共和、现代化民主国家等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新时代要继续发扬昭君精神,为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生动的历史素材。

明代鄂西土司贡马制探析

明朝定鼎南京后,鄂西土司陆续表示臣服,积极前往贡马。考察鄂西土司贡马的频率和规模,以嘉靖四年、二十二年为节点,可分为三个特征迥异的阶段。贡马不仅仅是土司履行义务的载体,更是土司开展文化交流和赎罪的工具。嘉靖帝令土司贡马"易银储库"后,贡马数量骤减,也反映明代马政发生显著变化。鄂西土司的贡马未能发展成为"茶马互市"制度或朝贡贸易,原因在于其政治意义远高于经济意义。贡马不仅彰显明朝对鄂西土司的"羁縻"性质,更是中央王朝与鄂西土司互动的媒介,是明朝在武陵山区构建有效统治秩序的象征。

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相关问题研究

1931年,马仲英第一次进疆失利后退回甘肃安西,所部被国民政府授予"三十六师"的番号。马仲英部被"合法化"后,积极准备再次进军新疆。1933年,金树仁下台后,马仲英第二次到达新疆,国民政府出于掌控新疆政局的需要,对马仲英进疆的态度从反对转为支持。苏联和盛世才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大肆报道马仲英"亲日",试图在舆论上压制马仲英。然经多方史料证实,马仲英并非日本的"代理人",反而向国民政府靠拢,接受国民政府授予的官职,认可中央政府的权威,试图名正言顺的掌控新疆政局。

宜红茶发展史上的转折与辉煌:“宜红区收购处”述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茶叶公司在五峰县渔洋关设立宜红区收购处,负责茶叶生产指导、收购、运输、存储等相关事项。收购处通过发放茶叶贷款、以茶易盐、以茶易粮等方式,提高茶农生产的积极性,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城乡物质交流和新货币的使用,保障国家经济政策顺利执行。收购处处在宜红茶生产的转折时期,它不仅负责茶叶收购,还担负着改善茶区民众生活和安定社会的责任,虽然存在的时间十分短暂,但它为茶区的稳定发展与宜红茶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红茶到“宜红”茶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鹤峰县、石门县开始成规模制作红茶的时间是在道光年间,地点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在光绪年间,石门的泰和合茶号开始使用"宜红"商标,但随着泰和合茶号的衰落,这个商标未能获得时人的普遍关注和认同。20世纪30年代,随着湖北省银行将三县地区所产的红茶定名为"宜红"茶,"宜红"之名开始被官方、媒体、研究者广泛使用。20世纪40年代,"宜红"茶产区范围和"宜红"之名被国民政府认可。在不同时段、不同时代背景下,"宜红"的涵义各有不同,"宜红"茶产区的范围也不一致。故"宜红"的名称处于不断变化、演变过程中,不能一概而论。

五峰茶叶发展历史述略

五峰种茶产茶历史悠久,这在古史典籍和古代文人笔下得到多次印证。进入近代社会,五峰茶叶随着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而加快进入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这促使五峰渔洋关成为宜红茶的集散地,也造就了不少茶庄在五峰立足,而其茶叶产量受到世界市场的影响上下波动。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实行统制经济政策下,五峰茶叶产量有小幅度的回升,然茶园不幸被日寇侵略破坏,损失殆尽。抗战胜利之后,政府和民众双双开始着手恢复茶叶生产,但在社会环境尚未完全安稳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举步维艰。五峰茶叶发展的历史表明,茶叶的种植、生产与国内外的大环境紧密相连,茶叶生产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

试论渔洋关在鄂西茶叶发展史上的地位

渔洋关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奠定了渔洋关成为鄂西地区茶叶生产、加工、中转中心的基础。鄂西红茶通过渔洋河进入汉口茶叶市场,并从兹走向世界。红茶制造商纷涌而至,将渔洋关变成全国著名的红茶制造区,这个地位在抗战时期尤其突出。渔洋关还设有红茶业同业公会、茶叶管理机关、茶叶改良场、茶叶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的成立、设置也证明了渔洋关在鄂西茶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杨增新创立新疆医学、政治、维文研究所考述

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创立了医学、政治和维文研究所,这三个研究所是医务人员和地方官员的培训机构,有别于当时内地正规的医学专科学校和法政学校。它们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培养新疆医务人员,改善新疆吏治环境,这也是杨增新重实情、讲实效办学方针的体现。

北魏孝文宣武时期教育发展原因探析

北魏孝文宣武时期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原地区,积极倡导学习汉文化,使教育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孝文帝和宣武帝重视学习汉文化以及地方官吏的积极支持,再加上有良好的重学氛围,因此,此阶段教育发展与北魏其它时期相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清末至民国宜红茶外销区域初探

清至民国宜红茶的外销路线在不同时期有所变更,而通过长江水运运至沿海港口则是最主要的运输路线。由此,宜红茶分别从江汉关、上海关或国内其他关口出口到世界各地。在清末至一战结束前,据江汉关档案资料记载,宜红茶运销世界10个国家或地区,而由上海关出口的中国工夫红茶,达到了26个国家或地区,宜红茶因属于工夫红茶的一种,也可能外销这些区域,从抗战开始至1949年前,中国工夫红茶出口国家或地区增加到43个,由此可以推断宜红茶外销区域的范围。

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茶叶贸易政策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渐介入茶叶贸易。至抗战全面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借机全面介入到茶叶生产、运输、鉴定和销售环节,并通过颁布系列法规,制定严密的管理办法来引导、约束外销茶和内销茶的生产,通过贸易委员会和中国茶叶公司全面掌控外销茶的运销。太平洋战争爆生后,中国茶叶外销受阻,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将外销茶改为内销茶,无形之中将此前出台的管理外销茶的系列法规或管理办法弱化。由于失去了政府强有力政策的支持,中国茶叶公司内销茶业务濒临崩溃,最终在抗战末期,由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外销茶和内销茶贸易都处于停滞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宜红茶的产销问题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宜红茶的生产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机遇,茶叶种植面积扩大,茶产量稳步提高。这时的宜红茶除了外销东欧国家外,主要用来与苏联交换物资或偿还苏债。为了外贸经济发展,政府通过国有茶叶公司主导茶叶产销,在宜红茶区设立宜都和恩施茶厂负责加工生产,此二厂为新中国的宜红茶外销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宜红茶规模有限,但作为中高级红茶成为中国外销红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后延续单一化的国有经营模式,仍由国家统购统销,但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生产销售体系。

民国新疆溜胎羔皮贸易述略——以金树仁主政时期为中心

溜胎羔皮贸易在民国时期新疆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杨增新主政时期新疆溜胎羔皮贸易基本未受政府的干预。金树仁主政后,为增加新疆省财政收入,成立了溜胎羔皮公司,实行专卖制度,禁止民间私自买卖。此后由于社会动荡,金树仁政府不得不用溜胎羔皮换取苏联武器,严禁生产胎羔皮的禁令在无形之中被取消。盛世才上台后延续了溜胎羔皮专卖制度,以获取高额利润。从溜胎羔皮公司成立的背景、目的和经营情况可知,该公司损害了新疆商人的利益,不利于新疆对外贸易的发展,最终被取消。

杨增新与甘肃教育述略

杨增新在甘肃任职十八年,与甘肃教育发展有关的活动主要是其署理河州知州和担任甘肃新式学堂总办期间进行的。杨增新在河州积极兴办教育,重修和新建三所书院,开办义学,一时之间河州文风大盛。担任学堂总办时,筹备并负责甘肃文高等学堂、师范馆和武备学堂,甘肃的新式教育由此逐渐取得发展。正确认识杨氏在甘肃办理旧式教育和新式教育的活动,对进一步认识杨增新在新疆实行的文教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新疆主政者金树仁与国民政府的关系研究

金树仁主政新疆近五年,他一上台就成立国民党新疆省党部,试图靠拢国民政府。又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了国民政府对其新疆主政者的认可,但金树仁极力阻止国民政府的势力进入新疆。由于金树仁治新不善引发新疆持续多年的战乱,新疆政府无法平息,在得不到国民政府援助的同时,转而求援于苏联并与之签订商约。这一举措超出了国民政府法律允许的范围,金树仁为此也遭受到牢狱之灾。金树仁与国民政府这种互相利用、互相戒备甚至矛盾冲突的关系,是民国特殊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领导者关系的一种反映,不利于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

《西域图志》与《新疆图志》比较研究

《西域图志》和《新疆图志》是新疆历史上重要的两部通志,前者是在国力雄厚,编纂人员阵容强大,统治者十分重视下修成的,内容准确、涉及面广、版本单一,反映清朝大一统的局面;后者是在清末新疆动荡不安的背景下,由新疆地方官员负责组织编纂,图志内容丰富、资料来源广泛、版本复杂,反映了修志人员对边疆危机的忧虑,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新疆图志》错误较多。本文从二者修撰的背景、资料来源、主修人员、版本情况等方面做一论述。

长盛川青砖茶历史溯源及价值考察

鄂西南是我国茶文化最早发源地,得益于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其茶文化自有史记载以来未曾中断,别具特色的青砖茶即为其代表。何氏家族历代以茶为事,创造、继承并发展了长盛川品牌,该品牌历经创立、鼎盛、曲折发展、复兴几个阶段。长盛川青砖茶不仅具有物用价值,还具有历史、科学、文化交流等价值,是值得重视和珍惜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对其加以保护和传承。

“中间人”角色的延续:一个回族村落的田野调查

生活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的临夏回族,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他们入藏区、走汉地,在汉藏贸易中成为"二传手"。回族商人巧妙地充当这一角色,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历史上,不同时期回族商人在藏区活动的范围、方式、作用等都不尽相同。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后,回族在藏族与其他民族贸易中,仍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深刻体现了"三个离不开"的现实意义。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强的体现 清代新疆地区书院掠影

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收复失地,对新疆地区实行了更加系统的治理政策。自此,新疆地方各级官员也更加重视文教,纷纷设立义学,兵民子弟亦踊跃入学读书。为表示鼓励,乾隆帝特允许新疆设立学额,这一举措对新疆学子来说多有裨益。清政府在新疆大力推行文教,促进了边疆的稳定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新疆与中原地区以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文治武功的社会背景下,书院应运而兴,书院教育也成为新疆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图志》版本源流考述

本文对《新疆图志》的编纂与撰写人、版本及部分分志单行本的版本源流作了梳理,通过对版本的考述,对《新疆图志》的成书过程及版本的有关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同时,通过对《新疆图志》版本的梳理,能够使不同版本之间得到互相印证,对新疆历史能有更准确的了解,同时能够对新疆作更好、更准确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