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斯-拉普拉斯“脑”与美的体验

针对学界关于大脑作为贝叶斯-拉普拉斯系统(Bayesian-Laplacian system,后文缩写为B-L)的讨论,通过区分大脑推理系统运作所依据的两大类先验机制——生物性先验(简称β先验,βpriors)和人工性先验(简称为α先验,αpriors),本文概述了在关于B-L的未来讨论中值得完善的地方。β先验——以色彩类别和面孔识别为最佳范例——为人们所共有,它来自先天遗传或在出生后便被迅速习得,对经验带来的变化具有高度的或相对的抗性,由其得出的后验概率具有较高的普适性和一致性;相较之下,α先验——以人工制品为范例——为后天习得并在出生后的各生命阶段不断修正,因而更适应或更易于接受新的经验,由此生成的后验概率的普适性较低。概而言之,二者的区别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α先验比β先验更易为实验和经验改变;二是β先验的后验结果普适性高于α先验。两种先验如同截然不同的两极,其中间区间则意味着二者在不同程度上的综合体,相应的后验结果的情况也是如此。本文对两类先验机制的区分受到康德对经验与概念之关系以及他对决定的与未定的两个概念的划分的影响,但与康德思想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功利的、人工的概念更容易被归类为“未定的”,其判断受到个人经验的影响,不能被假定(在人工范畴的情况下)为具有普遍有效性。进而在美的体验这一领域我们划分了生物美和人工美,并以面孔之美、建筑之美等类别为例分析了两类先验的表现形式及作用。

对环境的错误知觉——评蒂姆·英戈尔德的研究及人类学理论中感觉运用的另类指南

本文从社会与感官人类学(sensory1anthropology)角度,对蒂姆·英戈尔德的研究做出批判性评价。英戈尔德对于技能获得(enskillment)、运动、过程和增长的强调,无疑具有创新意义;但他提出的感觉“互换”以及将复数的人减化为普遍化个体,蕴含着将感觉与人抽象化,这些方面则有待商榷。普遍认为英戈尔德的人类学是前-文化与后-社会人类学,其结果是忽视感觉的社会性和知觉的文化中介性,他的“直接知觉”说尤成问题。不同于他对“线条生活”的强调,本文立足感觉生活;不同于他对社会性的轻视,本文认同知觉的政治,这种政治影响着大多数感知行为。最后,文章讨论了如何感性化呈现人类学理论,以及如何实践感官民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