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的模式探索——以《国家战略与地理学》课程为例

本文以《国家战略与地理学》课程建设为例,探讨混合式教学理念下地理学专业思政课的教学模式和经验。研究认为,建立“国家战略+地理学知识”的教学内容体系、“学生主导+教师引导”的教学模式和“室外课堂+室内课堂”的教学组织方式,能够有效融合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自主性和创造性。专业思政教育应充分挖掘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结合点,串联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营造以学生为主体的创造性学习环境,培育德才兼备的地理学人才。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之路

面向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问题,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内容、挑战和路径。文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区域韧性,增强区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促进民生福祉水平提升,提高空间治理的能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需要从系统和联系的视角思考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不仅寻求各个发展领域的革新,并且要促进各领域之间的耦合协调,使区域获得能不断突破瓶颈、消解外部冲击、解锁新发展路径的能动性。呼吁加强跨领域跨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为推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贡献地理学力量。

包容还是新的排斥?——城市流动摊贩空间引导效应与规划研究

针对广州以空间疏导治理流动摊贩的模式,以青年社区摊贩疏导区及周边流动摊贩区为例,对疏导区政策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疏导区满足了摊贩对获得安定感、改善经营环境、扩大经营规模的需求,但摊贩内含的靠近主要人流、经营空间开放化、分享市场和集聚分布、灵活流动、低成本、利用社会联系等需求未能得到满足。不符合摊贩需求的疏导区可能会扼杀摊贩原有优势,使其陷入更糟的状况而倾向于重返非正规活动。据此,摊贩疏导区规划应满足摊贩特定组合的需求,以使摊贩入疏导区后能获得比入疏导区前更好的经济收益。

广州摊贩空间疏导模式及其成功效应的影响因素——基于沥滘村疏导区的实证研究

摊贩治理是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矛盾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分析广州摊贩空间疏导模式的基础上,以案例研究揭示了疏导区成功的微观要素。与此前的强制性控制不同,空间疏导体现了一种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多方利益主体协调的管治模式。研究认为,有效的疏导区需要满足摊贩的需求以使其入区之后获得比入区前更好的收益,具体而言需要包含以下要素:①合适的区位,靠近主要人流路线、使摊贩与正规经济形成集聚和互补关系并延续原有的社会关系;②维持摊贩的低成本优势;③形成规模化的多样商品集市;④清洁、安全和有序的经营空间;⑤提供有保障的空间使用权和经营权。

全球形象构建：汉堡港口新城巨型工程的营销策略

如何构建一个有利于吸引全球投资资本的城市形象是地方在推动城市全球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以汉堡港口新城为例,从全球竞争下汉堡都市区发展背景出发,分析汉堡以巨型工程建设为全球化发展战略实施点,通过采取塑造欧洲都市发展新典范、展现项目建设过程、举办国际建筑竞赛与创造文化资本的营销策略体系构建了一种有利于吸引投资资本的全球形象,揭示了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国际化发展的一种作用方式,即利用重点发展项目建设,结合地方历史和文化特征,通过合适的营销策略体系构建城市的全球形象是吸引全球投资资本、促进城市国际化建设的有效方式。

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研究综述——兼论全球化背景下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议题

非正规就业研究已引起全球范围内学者的广泛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就业模式变化迅速,非正规就业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就业形式,其研究日趋为学术界所关注。当前我国对非正规就业研究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主,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的概念,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农民工、下岗工人、妇女、高校毕业生等群体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及非正规就业的发展对策。文中系统梳理和评价了国内研究现状,指出从地理学视角出发的3个非正规就业研究议题包括非正规就业与全球化、非正规就业与城市化以及非正规就业的空间。

东盟内部差异性及其对中国地缘经济合作的启示

“一带一路”是我国在深化改革开放阶段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构想。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一阶段（1978--2014）是“世界认识中国”的历史过程，那么“一带一路”的正式提出意味着“中国认识世界”的新的历史篇章的开始。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输入，因而地理学以研究国内人文经济地理问题为核心任务。

1995—2015年武汉城市湖泊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演化

以1995、2005、2015年3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通过景观指数和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武汉中心城区湖泊系统景观格局的演化特征,进而构建湖泊景观生态安全评价模型,以揭示武汉中心城区湖泊系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演变规律,并探讨其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近20年来武汉中心城区湖泊系统总面积呈现不断下降趋势,1995—2005年以年均2.4%的速率缩减了28.95 km^2,2005—2015年以年均1.8%的速率缩减了17.47 km^2。(2)研究期湖泊系统的斑块密度、分维数呈现不断降低趋势,这表明武汉中心城区湖泊破碎化程度在不断降低,湖泊形状趋于简化;而连接度呈现不断增加趋势,湖泊分布集聚趋势不断加强,空间结构趋于紧凑集中。(3)武汉城市湖泊系统总体景观生态安全呈现不断恶化趋势,而次级湖泊水系景观生态安全呈现不同的演化特征。城市建成区的迅速扩展、湖泊由农业生产对象转化为可利用发展用地、房地产事业成为支柱产业是湖泊系统遭填占最主要的动力,直接危害了其景观生态安全,而市民环境意识提高引发湖泊保护倡议和实践,对湖泊景观生态安全产生着积极影响。对湖泊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的研究,可以为武汉制定行之有效的生态管理政策和环境治理措施提供重要支撑。

广州城市不同行业女性非正规就业者行为空间差异及其影响

女性内部差异性已成为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以广州市下渡村餐饮业和芳村茶叶市场茶艺表演业两个典型行业为例,研究不同行业女性非正规就业者的行为空间差异性及其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餐饮业和茶艺表演业女性非正规就业者具有总体上相类似的行为空间结构,但由于其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和经济收入不同,该结构在尺度构成、出行活动的距离分布和出行频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性进一步对上述两类女性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发展分别产生了限制和促进的不同作用。女性非正规就业者所属行业特征、行为空间与职业发展处于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东南亚国家综合城市化水平差异特征及驱动因素

从人口-经济-社会三维视角构建东南亚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技术法评价综合城市化水平,分析其区域差异特征,判断发展阶段;研究东南亚人口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城市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划分城市化类型区;基于灰色关联度判断东南亚综合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和影响强度。结果表明:经济城市化子系统在东南亚地区综合城市化评价体系中最为重要;东南亚各国间综合城市化水平差异显著,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为高综合城市化水平国家,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为中等综合城市化水平国家,柬埔寨、缅甸、老挝、越南为低综合城市化水平国家;人口城市化超前区与滞后区并存,其中人口城市化超前的国家最多;全球化、市场环境、外资驱动等外部动力是东南亚国家综合城市化水平差异的核心驱动因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与若干经济地理研究议题——基于中国对全球与东盟的投资分析

中国已经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针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尚较少或刚起步的现状,从全球和东盟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区位分布、行业领域和投资来源地等特征。据此围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一个争论,结合地理学关注空间差异、地方、嵌入等因素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研究议题,包括: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2)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地方嵌入机制——或者说企业克服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距的模式;3)不同类型(国有/非国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差异;4)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地理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投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理分异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管制之外的“管制”:城中村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生存状态——以广州市下渡村为例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认为,无管制或缺少管制是非正规经济或非正规部门的核心特征。我国城市中的城中村是非正规部门最为集中的区域。选取广州市海珠区的下渡村这一典型案例,对非正规部门的"管制"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中村有宽松的管制环境、廉价的住房市场和良好的区位等条件,吸引了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但这些城中村的非正规部门并非完全处于管制之外,而是生存于一种管制之外的特殊"管制"之中。这种"管制"表现为一个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地方自治组织、地痞组织、本地村民和周围居民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构,深刻而切实地影响着非正规部门的生存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与制度创新——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

21世纪初,在对非正规经济研究的二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解释基础上,出现了批判管治主义理论,重点关注国家权力与制度对非正规性产生的影响。基于该视角,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先行区的珠江三角洲,其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的产生、表现及其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土地制度缺失、正规土地管理制度颁布和实施阶段,以及省级政府主导的土地制度创新阶段,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经历了被政府鼓励、包容和默许及正规化的过程。部分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成为制度创新的根源。土地制度的演变经历了由乡村基层"自下而上"式向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式推动的转变,在演变过程中具有非正规性特征,并服务于各个时期的城市与经济发展需求。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多的关注"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和地方实践。

全球化与广州跨国机构的空间分布演变与特征(1949-2012年)

跨国机构指从事跨国行为的政府性和非政府性组织,是政治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在世界城市研究风靡全球学术界的浪潮下,城市跨国机构已引起日益增多的关注。在回顾全球城市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和访谈材料分析与空间句法的应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跨国机构的发展过程、空间分布演变与特征开展研究。广州跨国机构经历了萌芽、起步和发展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机构的数量得到增长、类型变得多样、业务得到扩展,空间分布的重心随城市中心的东移而东移,表明了其区位的中心性及与主要全球化空间临近的性质。跨国机构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包括:(1)中心性或趋向交通便捷度高的地区;(2)对安全、交流与所在地段的知名度有需求;(3)不同类型跨国机构的空间区位具有不同的整合度;(4)一些特定功能的机构倾向于分布在与其功能有联系的城市片区。

快速城市化下的东南亚地区规划编制体系比较

对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3个分处不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比较后发现,它们均建立了由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构成的规划编制体系,并在经济社会基础、国家政体、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影响下形成了各自的特点。一方面,这三个国家的发展规划均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导向,但通过制定差异化的近中期规划战略提高各自城市化质量;另一方面,它们的空间规划均有法律保障,但编制内容因不同国情而各有侧重和特色。

城市住房与社会空间的对应关系及区位差异性

构建城市住房特征与社会空间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以广州市1364个社区为案例,分析其住房特征与社会空间的对应关系及区位差异性。结果表明,住房特征方面,户均建筑面积和住房产权可显著地反映其社会空间质量;社会特征方面,教育水平和职业阶层与住房特征的相关性更强,区位对这种对应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可忽视。

外来蓝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因素——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

以外来蓝领(即工厂、企业中的外来产业工人)高度集聚的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基于814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合预假设及反馈验证,揭示了外来蓝领工人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收入、产权住房、工作时间、是否已婚、生活满意度等经济、环境、家庭和心理因素均对外来民工的定居意愿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受教育水平等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既反映现有文献中存在的争议,也反馈了当地的真实情况。相关统计分析发现,拥有资格证书、本地户口及其赋予的福利权利、良好的居住环境也有助于提高外来蓝领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最后,讨论了提高外来蓝领工人城市定居意愿的政策启示。

中国-老挝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模式与启示——以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为例

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和空间策略。文章在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特点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的开发模式,并基于企业视角分析了该开发区的优劣势。结果发现:1)园区是采取"项目建设+土地抵偿"的形式进行开发的典型项目,以符合东道国国情与需要为发展定位,主要通过土地增值、为跨国企业提供厂地的方式获取收益;2)园区发展优势表现在:受到双边政府的大力支持,税收优惠力度大,区位优势明显;园区发展劣势表现在:产业链体系不完整、企业境外融资难度大、企业在当地的根植性弱、企业间凝聚力不足、劳动力资源匮乏、劳动技能与效率尚待提高、投资汇回利润存在一定风险、市场开发尚且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区位选择与产业布局、本地嵌入机制、经济地理影响等方面,并探讨了本案例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政策启示,即,加强政府间磋商、契合东道国发展需要,加强对本地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是保障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顺利发展的关键。

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视角下的乡村治理路径探索——基于鄂东某村落春节期间的乡村治理实践

在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乡村作为一个村集体"大家庭"的身份认同日渐式微。这种集体认同的消解不断侵蚀乡村治理的文化基础。同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和弱势村民的留守,中国乡村"空心化"现象十分普遍。其结果是,村民很难实质性地参与到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过程中去,中国乡村治理工作普遍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和治理无方等结构性问题。重点参照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的理论基础,具体从乡村治理主体地位的培养、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两方面,笔者通过在其家乡湖北东部FX村开展村民论坛、尽孝道和摆长桌宴等活动,试图探索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第一,基于"共同体"的乡村社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根植乡村公共性,激发村民的表达和参与意愿,增强村民议事能力,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关键。最后,对目前如火如荼的乡村(村镇)规划,提出若干启示:1)乡村(村镇)规划的核心议题是社区、社区关系和社区能力;2)乡村(村镇)规划不能沿袭城市(镇)规划的思维;3)乡村(村镇)规划需要充分尊重乡土知识;4)比起物质性规划,乡村(村镇)的社会性规划(social planning)更加重要;5)质性分析和质性思维非常重要。

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研究进展及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文章旨在通过系统梳理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的研究进展和前沿问题,以拓展国内区域环境治理研究,对认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中国深入发展以来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矛盾和探索可持续发展政策有所启示。文章回顾了20多年以来西方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的主要成果,总结出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的理论进展、治理模式与影响效应3个重点议题。政府和非政府主体共同参与区域层面环境问题的应对已成为环境治理转变的重要特征之一。各主体之间采用了由国家政府或者地方行动者主导的协调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区域层面的环境参与受到了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对资源环境、经济、政治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文章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特色“一国两制”政策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治理的组织框架,实施环境治理的地域因素、影响效应,探索促进区域发展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