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志目录的书写方式及其学术价值--兼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续编》

史志目录是指古代正史、国史及典志体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清代以来对历代正史中所缺艺文志的补纂之作,还包括后人对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的考证、注释与补遗之作。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当以记载"一代所藏"为正体,其意义不仅在于记载了一个时代的藏书情况,而且通过对这些藏书的记载,可以考察典籍在后世的流传情况,以及学术发展的源流,并反映某个时代的学术文化风貌。史志目录不是单纯为了记载图书名目而作,而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进而"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再进而"经天纬地,资治赞化",服务于王者的政治教化事业,由此亦可见古代圣贤以学术指导政治之构想。此外,史志目录全面系统,对古书考辨与学术研究有重要作用。

“郑声淫”之“郑声”考辨

通过考察有关文献,认为诗的音乐有风、雅、颂之分,而一诗可配多乐,人们以所配乐曲归属来论定其所属。"雅乐"是指符合雅、颂标准之乐,为"古乐",其音中正平和。孔子所谓"郑声淫"之"郑声",是指"王官失业"以后郑人用来演唱"诗三百"的"新乐"。用"新乐"为《郑风》伴奏,把原本可以用于庙堂的《郑风》变成了俚俗野曲。孔子因此"恶郑声",要"放郑声",而使"雅、颂各得其所"。

《春秋》始隐探微

关于《春秋》为什么始于隐公这个问题,说法很多,至今尚无定论。本文通过考察,认为:《春秋》始隐,意在正继位。"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春秋》慎始,认为始不正则终乱;而继位正则根本正,名正言顺然后礼乐可兴。

“《春秋》作新王”探析

公羊家所谓"《春秋》作新王",就是用孔子《春秋》所述之道(即先王之道)来改造久经战乱、无王失序、并承暴秦而来的社会,重新建立秩序法度。汉人常云"《春秋》为汉制法",但并不是如俗儒所说孔子为汉代制作法度,因为孔子其时并不知有汉,只是强调《春秋》是汉人制法的依据。也就是说,孔子作《春秋》是为后世立法度,"《春秋》作新王"即是用《春秋》所阐述的道理作为后世立法、改造社会的依据。"《春秋》王鲁""孔子素王"与"《春秋》作新王",三者实为一。正如蒋庆先生所云:"《春秋》王鲁,非以鲁为王,而以《春秋》当新王也。然作《春秋》者,孔子也,故知《春秋》以孔子为新王也。"

《论语》释仁辨仁

孔子之"仁",非一简单的"爱人"所能概括,在广义上可概括人的全部品德,但还要能自觉地节之以礼、和之以乐,并不断完善自己,这样才能真正的"成人"或"成仁"。当"仁"与诸德并列之一德时,可以"爱人"释之;当"仁"作为人的全德时,它又涵摄诸德,并多用来评判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在"为仁"时,有仁者、假仁者、愚仁者、执仁者、过仁者之分;而按其层次境界,又有士、士君子、明君子、仁人、圣人之仁。总之,孔子的仁学,其内涵非常丰富,它是一整套价值观和道德体系。

“春秋”名义考辨

通过考察前人对"春秋"名义的解说,认为"春秋"本义指"年",而后成为编年史的通称。但它在发展中,史官文化中的"天人思想"不断得到深化,意义包含更广。特别是,孔子修作《春秋》后,这种思想更是得到明显的体现,法天立政也成为秦汉政治思想的基础。后世对"春秋"名义的理解,大都是在其"广义"上的理解,这也符合学术发展的实情。对"春秋"名义的理解不能限于其本义,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审视。

《离骚》称“经”之考察

各家派尊其祖典为"经",乃晚周以来之旧习。《离骚》诸赋为当时人所推尊,主要还是因为其文采,以及带来的贵显,故才"世传《楚辞》"。而"汉武爱骚,淮南作传",更可证其自文景以来一直为文章之士奉为经典。正如《老子》称"经"一般,《离骚》称"经",也只是在传注说解时才称"经;"至于平时称引,也只称《离骚》。王逸注《楚辞.离骚》时命为《离骚经章句》,只是依当时注释体例,非为特意抬高其地位而加"经"的。

从《文史通义·书教》看章学诚的史意

《书教》篇指出史学的宗旨是"以史明道",《春秋》与《尚书》本一家之学,《周官》法亡,《尚书》的撰述方式失去了基础,所以后世祖述《春秋》。从《尚书》到《春秋》再到《左传》《史记》《汉书》,都是史意在不同时势下的流变。史识、史才、史学须统合于史意,才能恢复史学"以史明道"的精神。章学诚的史家述作之道,强调史意与别识心裁,而史意又是关键。心术为著书之本,须以六经为根柢来凝练史意,以史德温养史识。

《大武》“声淫及商”新探

《乐记》中所说的《大武》“声淫及商”,究竟何意?是经学史上一桩公案。通过研究律尺和音律的变化,可以揭示“声淫及商”的历史真相。苌弘精通历术与音律,他跟孔子说“声淫及商”,很可能是就《大武》的声律而言。西周在历法、乐律方面仍用夏尺,经过厉王、幽王的乱政,律历之学到了东周业已荒废,加之可以通过计算弦长比例来取声,定律所用的尺度可能都统一改为周尺。周尺所定的黄钟九寸,相当于夏尺八寸一分,近于太簇(八寸)。黄钟为宫则太簇为商,以此数值作为黄钟律数,便是“声淫及商”的演奏效果。而宫为君,商为臣,以商为宫,便是臣居君位,有篡位之嫌,与《大武》主旨不合。此律为黄钟来制器调律,则声高而悲,不合先王法度。故苌弘、孔子和宾牟贾等人都认为“声淫及商”不是《大武》应有的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