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里藏针,曲尽其妙:《名利场》杨必译本中的反讽翻译策略

反讽是文学的重要表现手段。作为一名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的《名利场》因其高超叙事和反讽技巧而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探索,也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1957年,杨必完成了《名利场》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此译本至今仍流传不衰。从词法、句法、篇章三个层面全面分析《名利场》杨必译本的反讽翻译策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正说反译、调整语序、巧译修辞等方法,起到反讽的效果,成功地再现原作的美学特点,达到翻译的预期目的。

从《知识分子论》看《英国病人》中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不畏强权的人类良心。小说《英国病人》塑造了一大批背景不同、理想各异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历二战，目睹公共社会对私人空间的侵略。本文以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为依据，分析《英国病人》主要人物的特点，论述知识分子的本质及与公共社会的关系。

从《启示录》到革命书——郑振铎《灰色马》中的思想论辩

《灰色马》是郑振铎于1922年翻译的一部'信仰加革命'小说,主人公佐治和佛尼埃依据圣经尤其是《启示录》展开论辩,由此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思想基础。本文以'互文性'方法分析郑译小说与圣经文本之间的衍生关系,进而探讨这部小说在新文化运动语境中的文化接受状况。笔者发现,郑振铎的译本通过对圣经的引用、改写或引申等多重手段,将《启示录》的宗教寓意做了世俗化的政治解读,从而认同并强调了佐治决绝的革命精神。在郑振铎看来,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面临着与《启示录》相似的决断时刻,故佐治的精神应该成为中国青年的榜样。由此,郑振铎的译作完成了从《启示录》、政治变革到思想变革的内在转换。

译者显身:浦爱德与《四世同堂》英译本出版

《四世同堂》被誉为老舍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而该书的出版过程是一个牵动中美文化交流的曲折故事。1970年代以来,乔志高、胡絜青和舒乙、曹禺、赵家璧、石垣绫子、山口守等中外亲友从不同侧面回忆了该书出版的经过和老舍的在美生活。

祥子的美国之旅——战后大众文化与《骆驼祥子》的跨媒介编译

老舍的《骆驼祥子》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也因屡经翻译而成为中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品。不过,以往对《骆驼祥子》英译的考察多限于以小说为主要形态的文本解读,忽略了这个中国洋车夫故事在不同媒介之间的传递与演变。本研究发现,在“二战”结束后几年间,《骆驼祥子》以通俗小说、戏剧剧本和电影脚本的形态在美国历经多次编译,每一次跨媒介编译都对故事的演绎提出新的挑战,也对原著的意义提供新的解读,共同展现了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对中国故事的形塑之力。

未竟的跨洋合作:黄宗霑、老舍与《骆驼祥子》电影计划

老舍在抗战胜利后的美国之行中探索《骆驼祥子》的电影改编,随后由华裔导演黄宗霑发起整个项目。黄宗霑的商业诉求、技术革新和家国情怀成为这项计划的主导因素。本文以老舍在美档案和黄宗霑档案为基础,结合中美报刊资料,从跨国电影史视角梳理《骆驼祥子》电影计划的起源、进展和结局。这项计划最终失败,反映了文化身份焦虑成为导演个人和电影摄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而战后跨国电影合作则面临着社会剧变和现实政治的双重考验。

翻译的政治:冷战初期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文协翻译计划

冷战初期,美国私人基金会以宣传美国价值观为目的,发起一系列跨国文学活动,试图影响对象国的文化。从1947年到195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计划移植其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文合作经验,通过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双边合作关系,赞助中国文协翻译出版一批美国作品,隐蔽地影响战后中国文化走向。这项翻译计划带有鲜明的早期文化冷战意味,但中国文协希望借此机会,为中国文学的恢复与发展寻求资源,并尝试将中国现代文学推向世界。这项计划并非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单方主导,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治环境的变化、文化政策的转向和中方参与者的思想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项目的最终命运。冷战局势的变化促使洛克菲勒基金会暂时退出中国内地地区,重新规划其全球布局。

美国文化冷战中的戏剧教育:《骆驼祥子》剧本的跨洋翻译与知识生产

老舍名著《骆驼祥子》的戏剧翻译完成于1964年,其中不仅涉及语言文字的转换,还引发翻译者对于中文原作的重新解读。在文化冷战兴起、中美戏剧交流受阻的背景下,《骆驼祥子》的翻译出版也意味着西方人对中国戏剧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形态的知识生产活动。本文以这一个案为中心,基于公开资料和相关档案,追溯老舍戏剧作品在美国的接受过程,同时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对中国戏剧知识的建构方式及其过程,并在更大范围内探索冷战意识形态对美国戏剧教育的影响。

走向社会主义的世界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郑振铎与上海出版公司的翻译活动

随着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现代文学跻身于一个名为"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全球性文化生产与消费网络。从文学思想史的视角观察,这个转向并非一蹴而就的成果。郑振铎及其监理的上海出版公司在1950年代开展的一系列翻译活动,反映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世界主义"的艰辛过程和国家出版体系对不同主体的深刻影响。首先,郑振铎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书写者,经由身份转换和思想动员转向社会主义,并把顶层政策传达给上海出版公司。其次,上海出版公司作为私营出版商,主动寻求"东风压倒西风"的转变,背后的根本动因在于国家实施"计划化"与"政治化"规划。最后,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整合出版布局,无论是郑振铎还是上海出版公司都被纳入新的体系,文学翻译活动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总体文化的组成部分。

古典的现代诠释——郑振铎对希腊神话的三次翻译

希腊神话是近代以来国人翻译西方文学的重要文本,目前的研究大多关注文本意义的解读,但对这类古典作品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关联缺乏深入探讨。本文考察郑振铎对希腊神话的三次翻译,发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郑振铎先后借助希腊神话探索新文学的域外资源,对国家法则展开学术研究,并以神话的方式发表社会批评。希腊神话的功能在郑振铎的翻译中多次发生变化,反映出社会变革的内在走向和译者的多重关切。

“不合时宜”的情感教育:论梁实秋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

《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是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的第一部文学译作。本文以该书为对象,探讨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思想态度。不满于'五四'以来主观化的文学倾向和方兴未艾的革命文学浪潮,梁实秋借《情书》的翻译倡导'以理性克制感性'的理念,试图使文学和社会恢复到有序的局面。理性主义理念直接影响了梁实秋在人物塑造、结构编排和美学追求上的翻译策略。本文希望借此个案,再论新月派译者在文学与社会剧变中的'不合时宜'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