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女性主義之問”--錢南秀中國女學研究的學術意義

美國萊斯大學教授錢南秀於2022年11月16日在休士頓逝世,享年75歲。她碩士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師從王氣中、管雄兩位先生,後遠赴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跟隨孫康宜教授深造,獲博士學位後留美任教。錢南秀教授生前著有《世説新語及其仿作研究》(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The Shih-shuo hsin-yüand Its Legacy)、《晚清女作家薛紹徽及其戊戌詩史》(Politics,Poetics,and Gender in Late Qing China:Xue Shaohui and the Era of Reform)等著作及大量中英文論文,是美國漢學界性别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

《牡丹亭》与汤显祖的“戏教”思想

根据汤显祖思想渊源所示,《牡丹亭》一剧内含了他的"戏教"思想,以及从心学角度对"克己复礼"这一道学命题的理解。考察《牡丹亭》的内在观念,可体认汤显祖以戏剧作为耕种"人情之田"之"礼器"的社会教化观。他意图以杜丽娘读《诗》致病与医病的情节,反思儒家经典作为士子"精神救药"的意义;丽娘回生的剧情则是关于"克己复礼"的隐喻。

何为“《春秋》之诗”——杜诗史法变古的文化成因与美学意义

杜诗以《春秋》史笔革新古调,变"风人之诗"为"《春秋》之诗",这一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转折在后世褒贬不一。本文重在分析杜诗史法变古的文化成因与美学意义。杜甫仰慕先祖文德,试图通过文馆制度进入盛唐学术中枢,他所创造的诗歌美学典范得益于盛唐经史文化氛围的熏习及其传承《左传》杜氏家学而来的个人学养。其诗歌创作深具凡例褒贬的法度,刚性的诗学气质之下暗藏着合乎比兴传统的柔软本质,故呈现出霸气与温厚兼备的独特美感,从而开创出中国诗史的崭新格局。

西汉宣元政革影响下的文学分野——以匡衡、刘向奏疏文为中心

伴随着大汉帝国的政治路线从武、宣盛世之尚"制宜",逐渐转向元、成时代之重"务本",西汉中后期散文也相应呈现出说"理"与论"势"的分野,匡衡与刘向的文章可以代表这两种不同的文章美学。体现元成新貌的匡衡散文以抽象的经学义理为根基,其细腻的笔法深具一种近乎道学气的"渊静"风神;而承袭武宣遗风的刘向散文则以历史经验为基础,通过对时势的把握归纳鲜活的事理,呈现出沉郁高古的"苍茫"气象。

“德化”与“礼制”--郑玄《诗》学对于《诗序》“正变”论的因革

正变说首见于《毛诗大序》而完善于郑玄《诗谱》,前人在研究正变的问题时多以《序》、《谱》为据研探此说的来源,却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毛诗》正变论本身的内涵。通过对比《诗序》与郑玄《谱》、《笺》,会发现前者建立了独特的以正御变结构,意在明王德风化;而后者则将变风美刺的精神融入对正变的阐说,意在从纪纲政制的角度呈示政治败坏的原因。这种差异导源于儒学内部的分野,又与汉代儒家从"重德化"到"明礼制"的治乱史观的转变相契合。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十年发展述评(2009一2018年)--基于人文社科综合指数的分析

2009-2018年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进入繁荣上升期,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现当代文学扩张明显,比较文学发展平稳。“两古”学科领域,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的回归、文本理论的兴起与稀见文献的发掘代表了此一时期的主流。现当代文学研究迈入了多元探索的新阶段,已被文学史经典化了的作家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而尚未经典化的当代文学批评则与文学创作现场保持紧密联系。文艺学聚焦后现代媒介冲击之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以及西方理论与中国学术之间的关系。语言学重视传统研究领域和新方法、新技术的交叉,在和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新兴研究领域。文字学方面新出土文献的整理、训诂以及古文字辨析考释方面都出现了大量成果。相较而言,比较文学专业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学术力作,但未能对学科整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游戏”与“规范”:谈论中的宋代诗学

宋人如何谈论诗歌是一个关涉宋代诗学,尤其是宋代"规范诗学"生成与演变的重大问题。诗歌的被谈论当作广义化的理解,它并不单指口头谈论,同时也囊括诗话等笔头谈论形式。倘若由其时政治文明之角度切入,则可以明显发掘出诗话产生背后的个人情绪机制,即欧阳修等诗人士大夫的"游戏"精神。进而通过对此种"游戏化"诗歌言谈的考察和梳理,发现隐藏于他们精神当中较为隐秘的变化:游戏精神式微,而规范意识在这种谈论中逐步被召唤而出。从而揭示宋代所谓的"规范诗学",在原本游戏化的谈论中得以建构的过程和一些值得重视的细节;并走完从制度考察出发,最终回归文学思想的路径:在言谈当中,宋代诗学的些许独特之处可以得到较为细腻的体察。

深察名号:董仲舒的文章美学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深察名号”是串联董仲舒文章美学与政治哲学的关键。他从中提炼出一种文法化入行文之中,一变西汉前中期以“事”为导向、痛陈利害式的奏议文风,其专深柔美、从容节制的“名理”之文成为之后奏议文的取法对象和美学典范。同时,作为用以研判是非顺逆的政治哲学方法论,“深察名号”关系董仲舒对于政治秩序和名教伦理的宏大思考。他以“名号”关联“天命”,将“名”理解为上天借助圣人所发出的声音与言辞,这具有鲜明的神学色彩。

从“名法”到“名教”——论董仲舒对名法之学的批判与改造

秦汉"名法"之治存在着过分依赖法令制度的弊端,董仲舒通过批判、改造"名法"之治的哲学根基"黄老刑名"学说,探寻一种足以激发民众道德自觉的软性治理手段。借助《春秋》公羊学说,他以《春秋》"以义正名"的理论法则改造了"以形检名"的"黄老刑名"学原理,以变革过度制度化的治理体系,其政治哲学有效地促成了汉代治理实践从"名法"到"名教"的转变。

“参验法”与战国秦汉文辞

“参验”是以道家循环史观为哲理基础,通过考察“物(事)变”之迹以判定事物发展趋势的方法。参验法深刻作用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文辞,造就了一种就事论事、重视历史经验的文辞风格。参验必基于“虚静心术”,为准确考察物情事变,其潜在地要求参验者排除个人的主观杂质,故这类文辞多具冷峻的美学气质。至西汉中期之后经术兴起,遂发展出另一路以经术为根基的“述圣”之文,文辞传统中“历史”的重要性逐步让位于“经义”。尽管如此,参验法及其影响下的文辞特性仍以被统合的形式存在于后世文辞之中。

“参验法”与战国秦汉文辞

黄若舜在《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撰文指出,“参验”一词见于《管子》《韩非子》等文献,如“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指涉一种通过比验以考实的哲学方法。其核心方法,即冷静、细腻地比对历史与现实中的相似事件,考验古今事变的异同因果,以此“前知”物变、趋吉避凶。“参验”是以道家循环史观为哲学基础,通过考察“物(事)变”之迹以判断事物发展趋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