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不是专业——重申捍卫形而上学

哲学包含一系列二级专业,但是,哲学不是专业,既不是某一专业,也不是诸专业的组合或叠加。哲学只有超越其专业,哲学才能保持为哲学。哲学与时代密切相关,它甚至是一个时代之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但是,哲学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物恰恰在于它能超越其时代的时代病。所以,哲学总是以与其时代保持距离的方式属于它的时代。这种需要通过超越专业与时代来保持自身的哲学,在根本上就是一种朝向绝对与深渊这种“人类多余物”的形而上学。近代以来对哲学之为这种形而上学的批判与否定所带来的后果表明,今天到了需要通过捍卫形而上学来捍卫人类自身存在所应有的高度与强度的时候,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需要重新恢复本原、绝对、整体、空—无这些因人而多出来的非现场域在哲学中的地位。

原罪与自由意志──论奥古斯丁的罪-责伦理学

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不仅开辟了哲学的新维度,而且首先为伦理学奠定了新的基础,使伦理学不再仅限于充当“生活指南”,而是承担起确立人的绝对罪责、绝对权利和绝对尊严的根据这一使命的学问,开始了伦理学的历史性转向。而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则完全是出于他对基督教“原罪说”的信仰和理解。如果说对自由意志的追问是对人的自由存在的觉识,那么对自由的这种觉识首先是哲学从基督教信仰开显出来的。对人的自由的全面自觉是近代启蒙哲学的核心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遥远地召唤了近代哲学。

论爱与自由——兼论基督教的普遍之爱

一个公正和谐的共同体,必定是充满爱的社会;而一个人人之间充满爱的社会,也才可能是一个公正和谐的共同体。那么,什么是爱?在对基督教有关爱的观念进行哲学分析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爱就是不从等级体系去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而是把自己与他人从由各种优越物决定的等级体系中解放出来;这在存在论则意味着,爱就是守于自由存在而让他者自由存在。因此,真爱他人如真爱自己一样,就在于维护、尊重、扶持一个人之为自立—自主—自尊的自由存在。这种真爱不同于亲情,它可以泛施于人人而无差等,是为普世之爱;亲情则仅限于亲人之间而浓淡有别,是为亲亲私情。不违普世之爱的亲情,才是健康合理的;违背真爱的亲情必将腐蚀一切普遍正义而成为社会的瓦解器。

论奥古斯丁对时间观的变革——拯救现象与捍卫上帝

奥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工作不仅体现在他通过把自由、历史引入哲学而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格局,而且体现在他通过对时间的追问而改变了古希腊人的传统时间观:时间不再是外在的物理之流,而是我们的思想-意识的伸展。对于奥古斯丁本人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不仅使他得以捍卫上帝的超时间的绝对自由、全知全能以及关于上帝从无中创有的创世学说,而且使他得以“拯救”被物理时间带入“既存在又不存在”的现象世界的真实性;而对于哲学来说,这一时间观变革则使时间本身成了哲学的一个问题,并且是哲学切入其他问题的一个根本问题。

论亚里士多德的“自愿理论”及其困境——康德哲学视野下的一个审视

伦理行为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可以成为赞扬或谴责的对象,但是,一个行为之所以值得人们赞扬或者有理由被谴责,却是有前提的。亚里士多德敏锐地发现,这个前提就是这些行为是自愿的。亚里士多德有关自愿行为的讨论标志着希腊哲学在伦理领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正是在这里,哲学在伦理领域开始认真关注意志问题,并且是朝向发现自由意志的方向关注意志问题。不过,由于未能真正发现、触及到自由意志问题,亚里士多德有关自愿行为的讨论最终陷入了诸多困境,而未能为伦理行为的可评价性找到真正的根据。

德国哲学论证自由的三个向度--论德国哲学在论证自由问题上的贡献

对自由与权利的论证是近代最伟大的一项思想事业,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对此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通过引入先验维度、他者维度与历史维度,不仅在理论上真正完成了对自由与权利的论证,而且为解决之前的自由理论在实践上带来的新困境提供了可能的出路。由于缺乏历史维度,一切冲突都被归结为文化冲突;由于缺乏超验向度,权利空间成了可以无德地生活的世俗空间;而由于关闭了绝对他者的视野,人性滑向了自我删减、自我萎缩的危险。这些表明,到了告别"薄的自由理论",重返德国自由哲学的时候了。

科学的限度与人文—信仰的空间

本文试图从人本身的先验存在出发澄清“数理科学”、人文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区分与关系 ,并且给出这种区分的根据 ;在此基础上认为 ,数理科学的界限是它本身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所具有的客观限度 ,而不是任何学派或个人的主观设定 ,确认这种限度绝不是意味着为科学的发展设置界限 ,而是表明我们必需真正面对数理科学无法解决的那些领域和问题 ;而倡导人文精神也绝不是要人文科学与数理科学争地盘 ,而在于让人文科学回到它本应在的位置上 ,即向绝对意义开放的独立。

从实践哲学的自由到存在论的自由--从权利到自由

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能够跳出因果必然性而确立起普遍的道德法则,以使自己生活在一个伦理-道德的共同体里,而不是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生物链中;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能够忍耐一切,也能担当一切;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能够不断改过自新,能够不断自我解放;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有时间与历史;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拥有一个不可让渡、不可入侵的权利空间,在这个权利空间里,一切行动都是允许的,只要他不损害别人同样的权利——这是我们每个人拥有的绝对权利;一切国家权力(power/die Macht)都是来自个人权利(right/das Recht)的让渡,并且是以维护与保障个人的权利空间为首要目的。

一种“情感伦理学”是否可能？--论马克斯·舍勒的“情感伦理学”

试图为人类行为提供正当性基础的伦理学究竟是基于理性还是情感,一直争讼不已。如果说的确有一种情感伦理学,那么也就意味着必定存在一种有序的情感以及相关的事实域。马克斯·舍勒通过严格区分意向性感受活动与非意向性的感受状态,确立了一种与表象、知觉、判断等那些具有客观化功能的意向性行为并行而独立的意向性行为类别,这就是意向性感受活动。人类最直接的情感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是这种意向性感受活动。在这种意向性感受活动中,直接被给予的是价值事实,或者说,价值在这里作为一种本原事实直接被给予。不仅如此,由于意向性感受行为是以偏好和爱这两种意向性行为为基础,而偏好与爱则具有揭示与打开秩序的功能,因此,在意向性感受行为中被直接给予的价值不仅是一个事实领域,而且是一个有级序的事实领域。如果说价值及其秩序构成了伦理学的事实基础,那么打开这种秩序的爱则是伦理学的本原基础。不过,这种爱实乃一种理性之爱。

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

基督教在寻求哲学的理解过程中,将促使理性自觉到哪些原则?或者说,在历史上,哲学从基督教信仰中化解出了什么样的原则?这一设问所要追寻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亦即,那些借助于哲学的反思而可被理性所理解、因而内在于理性而可以从理性自身开显出来的原则。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原则的分析表明,真正的宗教信仰与哲学这个被视为理性之典范的科学之间有着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关系它们之间一致的地方并不少于矛盾的地方。深刻的反思表明,对于哲学来说,基督教永远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理解的信仰系统,就如哲学本身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自由体系一样。

康德论证自由的“知识论进路”——兼论康德文本中关于范畴的起源问题

康德哲学的一个核心工作是论证自由,这一工作有两个相互衔接的路径:一个是在《纯粹理性批判》里进行的论证路径,我们称为"知识论进路";一个是在《实践理性批判》里进行的论证路径,我们称为"伦理学进路"。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通过澄清范畴的起源(Ur-sprung)与权限(Befugnis)问题,一方面确立了范畴的先验性(a prioritaet),从而完成为一切知识奠定先验性基础的工作,另一面也确定了范畴的客观界限,从而限定了以这些范畴为基础的一切知识的客观界限。而知识界限的限定,在根本上意味着把"人"从知识主体与感性身份中解放出来,维护与捍卫了人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作为自在存在者(das Wesen an sich selb-st)的"自由者"身份。

什么是哲学与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什么是物理学?什么是法学?或者什么是政治学?这些问题可以有很明确的答案,因为这些学科的对象和界限很明确.但是,如果问"什么是哲学?"那么答案就不那么简单.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在中国,通行的说法是"哲学是一种世界观".问题是,几乎所有科学都是一种世界观,至少是构成世界观的一部分.谁能否认物理学也是一种世界观?如果说哲学是一种世界观,那么,它恰恰是一种最可有可无的世界观.因为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完全依赖于其他学科.所以,把哲学视为一种世界观不仅无法使哲学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而且将使哲学丧失掉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理由.

论“美德伦理学”的“知识”基础——兼论科学思维的真正确立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他们的伦理学不仅建立在他们借以清理、审定"神话神学"的"理性神学"基础上,而且以他们所追求的"知识"为基础。后面这一点一直规定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思考。不过,在苏格拉底-柏拉图这里,这种"知识"被严格区别于日常经验中的知识,他们把后者称为"意见"。他们心目中的真知识,也即被他们当作伦理学之基础来探究的那种知识,实际上被当作一种"全视角"或"无视角"的"知识"来理解和追求。虽然以这种知识为基础的伦理学在确立伦理规范这一工作上并无所成,但是,我们却可以说,希腊人正是在追寻这种"全视角知识"的努力中确立了科学,从而把人类带上了以具有自身同一性的概念去展开、理解世界的道路。

人权与社会正义——从《另一个“奇迹”:南非经济发展中的低人权成本优势》谈起

在一个共同体(如国家)内,人权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在一个低人权的国度里,也即在一个以国民付出"高‘人权成本’"为代价得到维持与发展的国度里,也一定充满不公与不义,一定充满国民的辛酸血泪与屈辱哀怨。因为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所规定与确认的那些基本人权得不到真正维护与保障的地方,也一定是国民的各种权利以及与这些权利相关的基本利益备受损害的地方。国民人权的高程度被损害,在一些国家里被转化为权力与资本的"低‘人权成本’"发展优势。这种低人权发展模式是难以持久的,它真正需要修正的是主导这种模式的权力本身,即对一元化权力进行有效限制,直到使之不可能再对人权进行损害,并承担起维护人权的责任。

康德论自由与权利

康德哲学最核心的是自由问题。由于人的自由自在的存在是一切道德法则的根据,最后则是每个个人之绝对尊严与不可让渡的绝对权利的基础,因此,当康德在为自由辩护的时候,他也就在为每个人的绝对权利与绝对尊严奠定基础。这是康德哲学之所以在推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人权观念与人权实践的深化具有持久力量的原因所在,当然也是它对近现代政治学说具有持久影响的原因所在。

如何理解上帝:从证明到相遇?——从托马斯到别尔嘉耶夫

“如何理解上帝”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沟通和结合；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既是哲学（理性） 自我提升而走向神圣化的道路，也是信仰摆脱权威与狂热而走上“理性化”的道路。本文区分了这种“理性化”的两条道路，即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心学道路”和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证明道路”，并着重分析了“证明道路”所隐含的神学信念以及康德对此的批判，由此充分展露出这些神学信念的困境。文章指出，“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哲学对于世人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走了一条世人陌生的道路，而在于它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心学道路”，即走上与上帝“相遇”

莫使百年回归成复古——关于儒家经典重归国民教育的思考

1912年1月19日,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签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读经科一律废止＂,儒家典籍从此退出中国中、小学生课堂的圣典地位,迄今正好过了一百年。去年,山东省在全国率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并已编出多版教材供中小学生使用。

论卢梭的“自然状态”及其向社会过渡的环节

在卢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里,孤单与闲散是初人最本质的生活方式,前者被用以表明人最初是封闭的单子式个体,个体之间没有相互性的共在,因而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而后者则被用来表明人最初没有未来,没有预期,只生活在当下,因而无需为明天筹划,无需为目标匆忙。这种不能打开未来的初人也不可能敞开自己而与他人共在。因而,在自然状态,每个人都是独自生活而完全自由的。但,人这种存在者具有学习与自我改善的能力,这使他终究能够发现"他人",对他人的发现构成了自然状态向社会过渡的关键环节。

理性的“理论活动”高于“实践活动”——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幸福观”

作为最高之善,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美德)的生活。这是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但并不是其幸福观的独特之处。其灵魂学说,特别是其中关于"理性"划分为"理性本身"与"在欲求力里的理性"或"被欲求力分有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幸福学说的特别之处。通过这个区分,亚里士多德找到了成就"伦理德性"的基础,同时也确定了理性本身的活动也即"纯粹理论活动"之所以高于理性的"实践活动"的理由。因而,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却只是"次级的幸福",只有合乎理智德性的生活才是真正最高的幸福。这种生活一方面是合乎神性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是成就每个人真正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并非只关乎人性,亦关乎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