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决策与行动之间的统一性--评《决策与行动--感受东西方管理文化的异同》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理论都认为决策和行动之间是二者分离的。决策是组织在开展任务和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前提,只有做足了充分的决策,后期的行动才会成功。而行动则应当以决策为基础的,该种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决策和行动之间的关联,导致二者的割裂。由[法] Jean Charles,Pomerol著、范晓亮、胡亚昆译,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决策与行动--感受东西方管理文化的异同》一书从决定和决策的关系,论述决策过程,决策者的心理影响、决策中的情境以及行动等方面来论述决策和行动之间的统一性,有助于探讨二者之间的关联性。通过阅读该书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述。

管理决策效率准则问题探究

管理决策效率准则,一方面是作为管理决策目标完成度的评价准则,另一方面则作为个人决策前提,效率准则对个人决策方案的选择行为是具有控制性的。管理决策效率准则的特质及当今时代对组织生存所提出的社会责任的大环境要求,其内蕴应是在事实和价值双重向度中被定义的,但往往其价值向度却经常为研究者所忽略,管理学家期望将效率准则价值向度交给通用的道德准则来代替,管理决策中的效率准则仅追求其事实向度(可验证的)内用可测量的单位来衡量管理决策目标的完成度及借鉴经济学中投入产出定义,来对完成目标的备选方案进行优劣的排序即可。这通常造成了具有价值色彩的效率准则的悖论,因此当今多数管理决策理论中所规范的效率准则单向度内蕴是缺乏合理性的。这便导致理论与管理决策实践脱离,管理决策实践中存在组织成员决策手段执行的异化及组织均衡状态被打破的危机。其对策是,重构管理决策理论的研究方法,转变管理决策主体对效率准则的思维走势。

从创新的维度浅析中国式管理

曾仕强教授说"30年前不看西方管理,那是傻子,如今不看中国式管理而全盘西化,才是傻子。"现如今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企业迅猛发展,必须注重我国所特有的文化而形成特有的管理模式。但是我国管理模式不够科学,大多停留在思想层面,成为指导我们的方针,而且与当今环境有许多相悖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在先哲所提出的管理思想中进一步发展创新,形成适合我们的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的合法性问题探究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转型期,学术界和企业实践者们开始反思过去将西方的管理科学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圣经"式科学的适用性问题,自此关于建立与中国文化相吻合的、由中国传统哲学所指导的中国式管理问题成为管理学界"百家争鸣"式的热点问题。管理科学有无国界之分?中国式管理欠缺的仅仅是在自然科学层面上的系统化?中国式管理的本质是什么,是停留在应用层面上的为解决现实中企业效率低下或止步不前的问题应运而生,还是应该继续停留在形而上的思辨层面为管理实践中的问题提供通论式的指导,又或是中国式管理已成为应用层面上的模式化与思辨层面上的方法论相结合的代名词?以上一系列问题,呼吁我们要在对管理本土化问题进一步创新研究的基础上勿忘"初心",对于中国式管理合法性做出符合现代理念的界定,仍旧是保证管理本土化研究路径沿着正确方向前行的核心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中国式管理的定位问题是验证这一学术名词合法性的基础性问题,在科学属性的实证主义范式下,中国式管理的根基很难合法,但在系统化的知识体系的"学科"视角下具备形而上的价值指导特质的中国式管理则有着得天独厚的合法优势,科学强调事物内在的本质规律或公理,是不存在地域划分的。因此,中国式管理的定位是有主次之分的,应以应然层面为核心,并建立对实然层面的指导,只有将二者有机融合起来的领域才是其立足之根本。

论现代行政决策理论的科学境域

现代行政决策理论的知识体系对行政组织决策过程给予“科学”描述,为行政决策的一般模式建构提供了参照图景。面向古典决策理论,它具备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某些特质,确实也执守着工具性理论形态的逻辑进路:在坚持科学理性建构逻辑的同时,呈现“区隔”价值理性的某些倾向。这使现代行政决策理论困囿于“自我”反思能力弱化、决策实践主体理性能力抑制以及行政决策本质厘定失位等发展境遇。因此,基于复杂性或不确定性的行政环境维度,思考并探索契合行政实践的决策理论发展途径,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行政决策理论体系重构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环境公共管理策略机制构建探究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的必备条件。环境是国家和人民生存和发展必要的资源基础。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政府部门的重要任务。对我国而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解决国家的环境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