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视察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压力与能力的双重机制检验

为把脉地方经济和了解政策执行情况,赴基层企业走访视察已成为官员履行行政职能、参与经济决策的一种常态。那么,官员视察是否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产生影响呢?利用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析了官员视察对民营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此外,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官员视察通过增强企业的环境规制压力和治理能力双重路径影响了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主要表现为增强企业环境规制压力感强度、提高正规融资便利性和获取市场发展机会。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盈亏压力越小,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会越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政治关系和企业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而且还阐述了官员视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微观机理,这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与企业投资——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证据(CPES)

如何在政府和企业间关系中寻找一个适宜状态,实现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的整合,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对企业新增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新增投资水平,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提高民营企业家地位和完善企业治理制度,进而促进了企业新增投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相对而言,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无政治联系和未能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企业中,"企业家+官员"合作建策在企业投资行为中的促进作用更强。最后,合作建策能为企业获取更高质量的政务环境,说明合作建策也对增强政府行政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文认为,增强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的信息互通,提高民营企业家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共商地方事宜"将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发展信心。本文的研究从一种战略整合的视角考察了政企合作建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这不仅丰富了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的相关研究,而且还拓展了以市场为核心的战略管理,为企业进行"二元"战略互动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据。

货币当局的资产增长动态机制探究——基于中国货币当局2002-2012年资产的月度数据

本文以我国货币当局2002-2012年资产的月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货币当局的资产增长动态机制,以期能够甄别其动态演进路径。实证结果认为,近些年来,我国货币当局月度资产的增长动态强势,但月度增长率极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并且资产的急剧扩张主要是由我国外汇储备剧增所致,衍生了资产的国内外地域分布不均衡问题,加剧了资产管理的国际风险;另外,月度资产水平值具有非平稳性,而其一阶差分值具有平稳性,其演化动态路径遵循ARMA(2,4)过程模型。

信任环境、政企关联与企业捐赠——基于企业所有权的视角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企业所有权视角对信任环境与企业捐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且进一步分析政治关联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信任环境与企业捐赠显著负相关,即制度环境的改善抑制了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捐赠的代理问题得到缓解,但在根据控股股东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上述现象仅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政企关联削弱了信任环境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加剧了捐赠的代理问题,但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非国有控股企业之所以甘愿承担政企关联所带来的更严重的捐赠代理成本,原因在于其主要想通过政企关联来发挥捐赠的政企纽带效应,以达到获取政府补贴的目的,而这种现象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并不存在。

环境规制压力会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吗

在愈发严厉的环境规制下,什么样的民营企业更有可能采取转型升级的应对策略,从而实现环境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相融合,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通过分析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本文突破了现有文献有关环境规制的设计,真正将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落实到企业所有者/管理者层面上:企业管理者的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企业越会进行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别解决内生性问题、样本自选择问题以及其他敏感性检验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在作用机制的检验上,本文的创新是将企业环境成本划分为对内(生产制造、环境治理)和对外(社会公关)两维度,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迫使企业增加对环境治理、社会公关和生产制造成本的投入,是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影响的部分中介因子。本文考察来自周边社区、消费者和同行竞争者三方的环保压力发现,它们分别与政府环境规制压力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从而增加了以往经济/产业分析中很少注意到的“社会维度”。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经济发达程度低、执法环境差地区的企业,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对经济发达程度高、执法环境好地区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更强。

政治联系方式、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契约——基于政府补贴和政治身份的视角

从政府角度考察政治联系对于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可能会得到与企业角度截然不同的结论。鉴于此,使用2008—2011年沪市A股制造业的数据,分别选取政府补贴和高管政治身份作为衡量政府与企业角度政治联系的代理变量,首次比较不同政治联系方式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差异。实证研究表明,虽然企业角度与政府角度衡量的政治联系均显著地提高了高管薪酬,但是从企业角度衡量的政治联系会削弱高管薪绩敏感性,而从政府角度衡量的政治联系却能显著提升高管薪绩敏感性。在进一步的产权性质对比研究后发现,政府角度政治联系对高管薪绩敏感性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企业角度政治联系对高管薪绩敏感性的削弱效应则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强。

产能过剩下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股股东的持股结构视角

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在金融危机后愈加突出,商业银行作为信用资源配给的关键部门,其授信行为在此背景下是否遵循了市场化原则还有待商榷。论文以中国上市银行2001-2012年的经验证据为样本,重点分析了金融危机后产能过剩下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行为。研究表明,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配置遵循市场化原则。但是,基于控股股东持股结构视角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控股股东持股结构对在产能过剩下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行为具有负面影响,但该负面影响并不显著。论文从产能过剩视角为中国商业银行信贷资源配置行为趋于市场化和商业银行股权改革的红利逐步释放提供了实证证据。

银行高管特征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13家上市银行2004—2011年的经验数据

以我国沪市13家上市银行2004—2011年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SPSS19.0软件对银行高管特征与创新能力间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创新能力与高管学历显著正相关,即高管学历越高,创新能力就越强;与高管年龄显著负相关,即高管年龄越大,治理观念越趋于安逸、保守,排斥新事物和创新变革,创新能力就越差;与高管任期呈显著倒U型关系,且存在关系转折点:7年的时候。

在职消费具有效率吗——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3年沪市A股制造业为样本,从控股股东资金侵占和公司业绩的角度探讨了转型期高管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的问题。研究发现,高管在职消费对控股股东资金侵占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应并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即在职消费是有效率的。通过进一步地研究还发现,当高管个人具备政治联系时,会使在职消费在不同产权性质下表现出截然相反的"自利"和"寻租"特征。对于国有控股企业而言,自利型在职消费会损害公司业绩,而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寻租型在职消费则会改善企业绩效。以上经验证据表明,在职消费是否具有效率受到高管个人政治联系和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其本质上作为管理层激励的固有效应。

基于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周期性行为研究

运用我国50家城市商业银行2005-2014年度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单步系统GMM估计,论文研究了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审慎监管压力和股权异质性结构特征对资本缓冲周期性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商行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之间呈现负相关,即资本缓冲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而处于审慎监管压力下的城商行,其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性特征较其他城商行有所减弱。此外,股权特征中控股性质和有无境外投资者持股可以影响城商行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性行为,但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对于城商行而言,要加强银行体系的建设,建立"缓冲资本池",并执行监管部门的审慎政策,以保持自身的稳定。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政府补贴效果研究——来自中国沪市A股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1年中国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视角,对政府补贴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存在社会性效果,即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来激励企业扩大社会捐赠额、吸纳更多就业人数和增加技术人才投入是有效率的。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补贴效果在不同性质股东控股的企业中具有不同的表现;政府补贴效果仅在当年盈利的企业中存在,表明政府补贴效果受企业盈亏状况的影响;政府补贴效果不受市场化程度的干扰,但该效应的显著性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却表现出明显差异。就政府的公共政策而言,政府补贴通过补贴形式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实施公共政策中必须甄别企业特征及其所在区域的制度环境。

利益驱逐:制衡抑或共谋?——我国上市银行股权特征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

基于股权特征的视角,以2000-2011年中国13家上市银行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对大股东间利益驱逐的行为抉择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对银行绩效具有显著的负作用;并且,随着股权集中度增大,对银行绩效的削弱能力就越强。股权制衡度与银行绩效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利益驱逐不仅具有制衡作用,而且存在"利益共谋"的可能性。因此,应规范大股东资本市场运作行为,提高银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健全中小投资者"参政"网络渠道。

政府补贴、债务治理与高管在职消费——基于政企“资源互换”视角

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从“资源互换”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补贴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债务治理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会对高管的在职消费产生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规模越大,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也越高,但企业债务治理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之所以会导致高管的在职消费,主要是因为政府会要求获得补贴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形成一种“资源互换”的关系,但社会责任的承担又会损害企业绩效,削弱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因此,企业往往会允许高管进行较多的在职消费,以弥补高管货币薪酬损失带来激励机制的失灵。由此可见,在职消费作为一种替代性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与企业“资源互换”的产物,是企业应对资源依赖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激励策略调整。

数字化深度与工资增长——基于企业用工转型和数字生态赋能的视角

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和区域层面数据,从企业内部用工转型和外部数字生态赋能的新视角进行研究,系统分析了企业数字化深度对工资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深度的增加,带来了更高的工资增长,且有着偏向技术和技能互补的异质性。通过中介分析检验企业用工转型的升级路径,发现企业数字化的深入,可以通过招工竞争活力、企业灵活用工、人员规模提升和预期扩张信心等机制带来更高的工资增长。同时,数字生态禀赋在企业数字化深度和工资增长之间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强化了企业数字化深入带来的工资增长。本文为企业用工的可持续性和收入普惠增长提供了参考依据,并对促进数字中国建设和推动新型工业化有着政策启示意义。

政府补贴、地方经济波动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基于如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视角,以2008—2015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文章考察了作为一项政策工具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还考虑了地方经济波动对政府补贴与企业金融化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参与程度,且相对于市场化高地区的企业,这种影响在市场化低地区的企业中显得更强。同时还发现,随着地方经济波动增加,地方政绩诉求实现难度加大,此时政府补贴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影响被削弱,但这种现象仅在市场化低的地区企业中存在,在市场化高的地区企业中不存在。此外,文章基于工具变量法、聚类分析和变量替换等一系列检验进一步说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文章在拓展和丰富政府补贴和企业金融化研究视角的同时,不仅以政府补贴为载体成功地将政府主体纳入实业金融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中,而且对当前政府出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体企业“虚转实”的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

平台的力量:设立研发平台能促进企业创新吗?

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研发平台的设立如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尤其是在转型升级背景下,是否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在创新平台的多边网络结构下,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框架并综合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创新动态能力的视角,使用2018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系统探讨了企业设立研发平台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设立研发平台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在运用一系列敏感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设立研发平台的级别越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越好。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研发平台影响企业创新的核心作用在于能为企业带来政策协同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同时发现,设立研发平台的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更具引领性和自主性,具体表现为更可能采取引领型技术定位、自主研发型技术来源等战略。本文通过分析企业研发平台的结构—行为—绩效的作用机制和结果,丰富了平台创新的微观领域文献和理论脉络,为优化企业研发平台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大企业内部创新投入提供了实践借鉴。

数字化能为创新“赋能”吗——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那么,作为企业转型升级一个重要方向的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呢?以2020年第14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民营企业创新能力越强,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民营企业创新,是新时代推动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运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二阶段模型和变量替换等一系列敏感性分析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和获取政府政策扶持,进而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本文还发现,丰富的企业资源禀赋和良好的外部制度条件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其创新促进效应的重要保障,即企业规模越大及其所在地区营商环境越好,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

FDI竞争具有债务融资“挤出效应”吗?

研究目标:考察地方政府FDI竞争是否具有企业债务融资"挤出效应"。研究方法:选取中国上市公司微观面板数据,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模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FDI竞争对其辖区内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和长期借款具有"挤出效应",但这种现象仅在市场化进程较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存在,且当面临FDI债务融资"挤出效应"时企业一般通过扩大商业信用进行替代;进一步分析还发现,政企关联作为对不完善市场机制的一种替代保护机制能够缓解FDI竞争下长期借款"挤出效应"问题;无论是从银行借款总额还是从借款期限结构来看,地方财政赤字强化了FDI竞争下债务融资的"挤出效应"。研究创新:从企业债务融资微观视角揭示了地方FDI竞争对投资"挤出效应"的作用机理,突破了现有"宏中观层面"研究视角与证据。研究价值:填补了宏中观层面投资"挤出效应"的微观形成机理,并对纠偏地方FDI恶性竞争行为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政企关系维护及其效率性研究:来自中国的逻辑

以2008-2011年中国沪市A股制造业为样本,把在职消费与政府补贴间的关系引入政企关系维护行为,并对其效率性进行探究。研究发现,维护政企关系成本越高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越多,且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该现象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明显。在区分维护成本强度后发现,仅在维护强度高且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其经济绩效在获得政府补贴后可以得到显著提升,即政企关系维护行为是有效率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无论是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还是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政企关系维护行为均存在,但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更为明显。之后,对其维护成本强度进行区分,发现具有效率的政企关系维护行为仅在维护成本高且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企业中存在。

高管超额薪酬影响了企业债务融资吗

系统考察了高管超额薪酬这一争议因素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及外部制度环境、内部治理机制等因素在两者间关系中所具有的治理性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在国有控股企业中,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债务融资水平显著负相关,超额薪酬的作用机理是:因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存在,国有控股企业高管存在薪酬操纵现象,其攫取的超额薪酬与企业业绩间存在无激励联动的"倒挂"关系,但企业债务所发挥的治理效应却显著增强了高管薪酬与业绩间敏感性,提高了高管薪酬操纵的难度。这表明在国有控股企业中两者间关系符合薪酬防御假说,即超额薪酬越高的高管往往会采取削减债务融资、增加商业信用的融资策略,为其谋取超额薪酬进行正当性防御;但没有证据表明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上述现象。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发展外部正式制度(市场化程度)、非正式制度(信任环境)环境以及增强董事会独立性、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内部治理机制可以有效抑制超额薪酬高管对国有控股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非理性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