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底色与狂欢的突围——从李佩甫《生命册》看河南作家的乡土叙事

沉重是河南文学的一种底色,它一方面把作品压向底层,压向乡土,获得了原初的动力与感动;另一方面,它又使人在逼仄的空间受到压抑而不得不反抗。于是,就出现了沉重之后的突变——狂欢,它成为作家和人物面对精神重压时的一个突破口,又是一种注定落败的突围。李佩甫的小说《生命册》就体现了乡土叙事的这种特色。

贾平凹笔下“疯子·女神·城里人”的叙事模式——以《商州》《秦腔》为例

"疯子·女神·城里人"是贾平凹乡土小说中所开创的一种独特模式。寄寓着乡土之美、传统文化的女神,在代表乡村非理性、丑陋一面的疯子和"农裔城籍"的城里人之间进行的选择,也是现代社会中以贾平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面对城乡所进行的自觉的价值选择——抛弃乡土、入赘城市。这一选择所面临的直接后果便是无根和失落。这不仅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更是乡土和文化本身的悲剧。

泅渡于现代与传统间的闺秀——萧丽红《千江有水千江月》与计文君《剔红》等的比较

台湾女作家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大陆女作家计文君的《天河》《剔红》等,都在社会变迁之际对传统和古典做出了回望,并从女性视角切入社会与历史、人性与心灵的变迁。她们的创作着重表现了女性在"无父"时代借由男性恋人和"她者"镜像的双重参照建构自我的跋涉之旅。但不同的是,二人笔下的闺秀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一个在受伤后回到传统的怀抱,一个在挣扎中向着现代泊岸。女性是否真正建构了自我,也留给读者辨析与思索的空间。

身体的狂欢与心灵的追索——郭良蕙《心锁》中女性悲剧的探究

郭良蕙的《心锁》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文坛上争议极大的一部小说。作者从女性婚恋题材出发,大胆书写女性的情感欲望,直面特殊时代下女性的婚恋困境。大写的性是郭良蕙的独特之处,也是她颇受攻击之处。但透过性的描写,我们看到的是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风气的急剧变化,以及女性的真实心理和情感困境。在接近通俗的题材中,作家表达了身为女性的控诉和追问,有着严肃而深挚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