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前预通知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静脉溶栓治疗院内延误的影响

目的探讨急救系统应用移动电话预通知措施对缺血性卒中急性期静脉溶栓治疗院内时间延误的影响。方法回顾性连续纳入2015年8月至12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缺血性卒中患者96例,依据有无采用院前预通知措施分为有预通知组(18例)和无预通知组(78例)。以入院至治疗中位数时间及入院至治疗时间≤60 min(入院至治疗时间达标率)的比例为主要终点指标;以入院至评估时间、入院至获得影像结果时间、入院至获得实验室结果时间、静脉溶栓决策时间、发病至治疗中位数时间以及发病至治疗时间≤180 min的比例为次要指标。比较两组各变量及时段的差异。结果有预通知组冠心病发生率、基线NIHSS评分水平、溶栓前紧急降压治疗比例明显高于无预通知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3.3%(6/18)比10.3%(8/78),9(4,17)分比4(3,9)分,27.8%(5/18)比7.7%(6/78),均P<0.05];其余基线资料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有预通知组入院至治疗时间、发病至治疗时间、入院至评估时间明显低于无预通知组,入院至治疗时间达标(入院至治疗时间≤60 min)比例高于无预通知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45(33,49)min比51(40,60)min,134(110,165)min比167(127,215)min,1(1,4)min比8(4,12)min,100%(18/18)比75.6%(59/78),均P<0.05];两组发病至入院时间、入院至影像结果获得时间、入院至实验室结果获得时间、静脉溶栓决策时间及发病至治疗时间≤180 min比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急救系统的院前预通知方案可以缩短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院内时间延误,提高入院至治疗时间达标(≤60 min)率。

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决策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静脉注射阿替普酶溶栓治疗在急性缺血性卒中临床实践中应用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连续纳入2011年4月至2014年4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1 068例,均为发病12 h内。其中资料不全（7例）、存在绝对禁忌证（465例）者被排除,最终有596例无绝对禁忌证的静脉溶栓候选者被纳入研究。以有无进行静脉溶栓治疗为终点事件,根据是否采用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将静脉溶栓候选者分为治疗组（133例）和对照组（463例）。比较两组年龄、性别、发病至入院时间（OTD）、发病日期、多模式影像检查和卒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等的差异,分析年龄、性别、OTD和基线NIHSS评分对静脉溶栓决策的影响。静脉溶栓的绝对禁忌证包括OTD超过6 h、卒中模拟病、影像学证据提示的出血性卒中、未获得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等。结果小卒中及症状快速恢复卒中（MRIS）是静脉溶栓候选者中最常见的相对禁忌证[47.5%（283/596）],其次为发病至评估结束时间超过4.5 h[34.7%（207/596）]。治疗组NIHSS评分高于对照组,OTD低于对照组,MRIS比例低于对照组,多模式CT检查比例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NIHSS评分：9.0（5.5,12.0）分比2.0（1.0,5.0）分;OTD：120（74,170）min比210（120,285）min;MRIS：12.0%（16/133）比61.1%（283/463）;多模式CT检查：33.1%（44/133）比21.8%（101/463）,均P〈0.01];两组间年龄、性别及工作日发病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以有无静脉溶栓治疗为终点指标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及OTD与静脉溶栓治疗决策呈负相关（OR=0.97,95%CI：0.95-0.99,P〈0.05;OR=0.99,95%CI：0.98-0.99,P〈0.01）,基线NIHSS评分及多模式CT检查与静脉溶栓治疗决策呈正相关（OR=1.24,95%CI：1.17-1.31,P〈0.01;OR=17.55,95%CI：4.28-71.88,P〈0.01）。结论 MRIS及发病至评估结束时间延误是急性缺血性卒中排除溶栓治疗的最主要原因,多模式CT影像和较重的基线卒中程度是促进静脉溶栓临床决策的正性影响因素。

血糖对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治疗后结局的影响

目的探讨血糖指标对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治疗后结局的影响。方法纳入202例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缺血性卒中病例分析。终点事件包括疗效指标(如出院时良好预后定义为改良Rankin评分≤2,早期神经功能改善,早期神经功能恶化和血管再通)和安全性指标(症状性脑出血和全部脑出血)。结果所纳入病例的中位年龄为61岁,其中25.2%为女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oke Scale,NIHSS)的中位评分为9分,中位发病至静脉溶栓给药(onset to needle,OTN)时间为230 min。血糖指标中,良好预后组和有血管再通组的中位空腹血糖显著升高,但在全部脑出血及症状性脑出血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空腹血糖在有症状性脑出血亚组显著升高,在其他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糖化血红蛋白在所有组间比较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校正年龄、性别、发病至静脉溶栓给药时间和NIHSS后,入院基线随机血糖是症状性脑出血的唯一独立影响因素,其比值比(odds ratio,OR)为1.24,对应的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为1.03~1.50;而空腹血糖则与出院时预后良好,早期神经功能改善和血管再通均负性相关,对应的OR及95%CI分别为0.72(0.58~0.90),0.69(0.55~0.87),和0.80(0.66~0.98)。校正混淆因素后,高空腹血糖浓度与非症状性脑出血相关的早期神经功能恶化显著相关,对应的OR及95%CI为1.42(1.04~1.95)。结论缺血性卒中急性期的血糖指标可能是静脉溶栓治疗后结局终点事件的独立影响因素,而空腹血糖升高很可能通过降低静脉溶栓的疗效反应而非增加症状性脑出血不良反应对功能预后产生不利影响。

缺血性卒中急性期血管再通的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缺血性卒中急性期血管再通治疗后有临床意义再通（CMR）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连续纳入2011年3月至2015年3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并接受急性期静脉溶栓或动脉内治疗的缺血性卒中患者267例。以CMR为主要终点事件,根据是否有CMR,将患者分为有CMR组（92例）和无CMR组（175例）。采用秩和检验及Pearsonχ^2检验比较两组间患者的基线资料,建立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MR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 267例患者的中位数（四分位间距）年龄为60（51,69）岁,女性69例（25.8%）,中位数（四分位间距）发病至治疗时间为250（195,305）min,中位数（四分位间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为10（6,15）分。有CMR组患者的基线NIHSS评分、体质量指数、血糖水平和糖尿病史患者比例均明显低于无CMR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NIHSS（OR=0.93,95%CI：0.88～0.98;P=0.01）、静脉溶栓（相对于动脉内治疗,OR=0.35,95%CI：0.17～0.73;P=0.01）和基线血糖（OR=0.87,95%CI：0.77～0.97;P=0.02）是CMR的独立负性预测因素。结论基线NIHSS评分、静脉溶栓（相对于动脉内治疗）和高血糖是缺血性卒中急性期再通治疗实现CMR的负性影响因素,提示急性期的血糖干预及进行动脉内治疗有助于改善临床预后。

临床指标不能可靠地识别急性前循环大动脉闭塞性卒中

目的探索应用简易临床指标早期识别急性前循环大动脉闭塞性卒中的准确性。方法研究回顾性纳入2011年4月~2014年12月期间连续就诊我院并具有完整的发病6 h内血管影像资料的前循环梗死病例。以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或CT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判定的有无急性前循环大动脉闭塞结果为参照标准,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ROC)下的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比较大脑中动脉高密度征象(hyperdense sign of MCA,HDS-MCA)、ASPECTS(the Alberta Stroke Program Early CT Score)和国立卫生院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等指标判定急性前循环大动脉闭塞性卒中的准确度。结果研究纳入84例急性前循环缺血性卒中病例(其中49例有大动脉闭塞,占58.3%)。平均年龄为58岁,女性占26.2%(22/84),平均发病至血管影像检查时间为210(141~312)min。有大动脉闭塞组的基线NIHSS(12比8,P=0.008),HDS-MCA阳性率(63.3%比37.1%,P=0.018)及房颤比例(22.4%比5.7%,P=0.037)显著高于无大动脉闭塞组。ROC结果显示单一指标中HDS-MCA(+)的预测准确度最高(AUC=0.631),两项指标联合的复合指标中NIHSS≥12及ASPECTS≤7的预测准确度最高(AUC=0.635),而三项指标联合的复合指标中NIHSS≥12,ASPECTS≤7及HDS-MCA(+)的预测准确度最高(AUC=0.602)。结论本研究结果虽然提示NIHSS、HDS-MCA和ASPECTS在判定卒中严重程度具有一定价值,但其早期识别急性前循环大动脉闭塞性卒中的准确性尚需进一步提高。

血管性认知功能网络损伤的研究进展

血管性认知障碍及痴呆(VCID)是一类因血管性病因引起的以执行功能、学习和记忆能力进行性减低等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其实质上是由血管性病因通过损伤脑白质、皮质灰质或皮质下灰质,造成解剖网络连接及功能网络连接完整性破坏的结果。作者从分子及细胞水平的微观层面,至脑结构及功能网络,以及临床疾病水平的宏观层面,对近年来VCID相关认知功能网络损伤的研究进行概述。

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应用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急性脑梗死安全性及疗效的比较

目的比较静脉溶栓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在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的安全性和疗效。方法前瞻性连续纳入1家二级甲等医院(北京丰台医院)2012年1月—2013年12月使用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脑梗死21例,以1家三级甲等教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同期收治的使用同样药物静脉溶栓65例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静脉溶栓安全性及疗效指标的差异。主要安全性指标为溶栓后严重不良事件(症状性脑出血和死亡)发生率,主要疗效指标为发病14 d的日常生活能力指数(BI)和出院时的改良Rankin评分(mRS)。结果 (1)主要终点指标中,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出院时mRS≤2分的比率分别为71.4%(15例)和58.5%(38例);溶栓后14d BI≥60分的比率分别为61.9%(13例)和64.6%(42例),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研究组和对照组的主要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为4.8%(1例)和6.2%(4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次要指标,如早期再灌注率、血管再通率、溶栓后14 d神经功能改善比率和脑出血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的患者转诊比率(9.5%,2例)低于对照组(27.7%,18例),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3)研究组和对照组的院外时间延误、院内时间延误和总体时间延误,平均时间分别为(75±33)和(102±50)min、(72±41)和(111±38)min、(147±41)和(212±47)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该选择的二级医院可相对安全有效地实施急性脑梗死的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同时二级医院的静脉溶栓治疗可以减少患者转诊比率和缩短就诊时间。

医院后勤信息化管理的现状与发展策略

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在医院后勤信息化管理当中的应用对创新原有的管理方式,提高医院后勤管理效率,促进医院后勤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等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我国多数医院后勤信息化运营时间有限,运行模式尚不成熟,信息化管理现状问题较多,医院后勤要结合信息化管理的现状,制定相对完善的解决策略,以此来促进医院后勤管理的健康发展。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及发展研究

医院治疗患者的过程中会产生海量信息,这些信息和患者身心健康有关,信息处理快速准确,分析过程高效,信息在健康医疗中才会发挥巨大价值,为患者提供服务的水平也会提高。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以上健康医疗效果更加显著。医院相关人员应该加强对大数据技术的研究,使其与健康医疗服务结合得更好,使医院健康产业发展更强。

全脑CT灌注成像指导静脉溶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全脑CT灌注成像（CTP）指导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前瞻性收集2011年4月至2013年4月就诊于宣武医院的急性卒中病例资料,其中65例按既定CTP或时间窗标准（3.0 h和3.0～4.5 h）入选的静脉溶栓病例被纳入了分析.主要终点指标为发病14 d的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和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次要指标包括：再灌注率及血管再通率,神经功能改善比例,脑出血发生率和时间指标.统计学方法主要采用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Pearson Chi-Square检验比较对应变量之间的差异.结果 CTP和时间窗标准分别入选了25和40例静脉溶栓病例,两组基线资料中非时间变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TP组的发病时间（265 min）较3 h亚组（160 min）明显延长,而较3.0～4.5 h亚组（251 min）无明显延长.CTP组的转诊比例明显高于时间窗标准组（52.0%比25.0%,P=0.03）,亚组分析提示CTP组转诊比例仅显著高于3 h亚组（52.0%比7.7%,P=0.02）,而与3.0～4.5 h亚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主要终点指标中,近期良好预后和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次要疗效指标中,CTP标准组血管再通率较3.0～4.5 h亚组有增加趋势（52.0%比37.0%,P=0.28）.CTP早期排除了20例未能被平扫CT识别的大面积梗死.结论 全脑CTP可能较时间窗标准更安全和有效地指导静脉溶栓.其可在不增加时间延误的基础上,较平扫CT更敏感地识别大面积梗死,尤其适用于发病时间超过3 h的病例.

中国静脉溶栓绿色通道建设现状及方向

缺血性卒中是中国具有高患病率、高发病率和重大疾病负担的最常见病种之一,急性期静脉溶栓治疗是其最有效的药物治疗手段。改善卒中绿色通道是推广静脉溶栓等有效治疗方法的人群获益的重要措施,其主要包括缩短院前和院内时间延误。近年来我国的静脉溶栓绿色通道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存在专业化卒中医师欠缺,公众、急救系统与医院之间的协作机制尚不成熟等问题。文章就我国静脉溶栓绿色通道的建设现状及发展方向进行综述。

缺血性卒中急性期血压管理的荟萃分析

目的通过荟萃分析评估缺血性卒中急性期降压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系统检索PubMed数据库截止到2017年9月1日公开发表的随机对照研究结果，分别由2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文献筛查及研究数据收集，以发病90d的改良Rankin Scale（mRS）记录的良好临床预后（mRS≤2分）和死亡（mRS=6分）为主要终点指标；采用RevMan5．3软件进行荟萃分析，用漏斗图评估发表偏倚，并对其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综述。结果研究纳入13项随机对照研究，其中12项研究的7596例降压治疗组患者与7503例对照组患者的临床良好预后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0l，95％CI 0．94～1．08，P=0．79）；11项研究包括7503例降压治疗组患者与7369例对照组患者的死亡事件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OR=1．03，95％CI 0．92～1．15，P=0．59）。入组研究疗效及死亡事件比较的漏斗图均提示纳入分析的研究结果无显著发表偏倚。结论尽管缺血性卒中急性期降压相对安全，不会增加患者的死亡风险，但其并不能改善临床预后；降压疗效可能与血管再通状态相关，特定亚组的降压临床获益尚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治疗前应该等待化验结果吗?

目的探讨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治疗前是否应等待常规化验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期间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急诊就诊的病例(包括缺血性卒中与非缺血性卒中病例)。以首次化验指标中的血小板计数、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和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结果为主要指标。分析总体人群与缺血性卒中亚组之间上述指标存在异常的患者比例,比较所有缺血性卒中患者与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患者亚组之间上述指标是否存在差异,并对化验指标异常的缺血性卒中病例未能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具体原因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共纳入3 348例患者,所有患者均有急诊血常规资料,3 278例(97.9%)有急诊血生化资料,1 742例(52.0%)有急诊凝血功能资料。总体人群与缺血性卒中亚组人群之间血小板计数<100×109/L(1.3%对1.5%;χ2=0.29,P=0.586)、APTT>36.5 s(3.8%对3.6%;χ2=0.06,P=0.809)、PT>15 s(2.6%对2.8%;χ2=0.03,P=0.866)和INR>1.5(2.0%对2.0%;χ2=0.01,P=0.970)的患者比例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总共687例缺血性卒中患者中,57例(8.3%)接受了静脉溶栓治疗;溶栓组平均血小板计数、APTT、PT和INR与总体缺血性卒中组相比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9例(5.1%)缺血性卒中患者存在主要指标结果异常,其中57.1%(28/49)同时存在既往相关疾病病史,而化验指标异常本身被作为静脉溶栓禁忌证主要考虑因素的患者仅占6.1%(3/49)。结论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尤其在缺乏相关疾病病史时)出现血液化验结果异常的比例很低,也较少作为静脉溶栓禁忌证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没有理由怀疑化验结果异常时,不应因为等待化验结果而延误静脉溶栓治疗。

中国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脑动脉狭窄分布与危险因素的荟萃分析

目的 探讨我国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中脑血管狭窄部位分布与缺血性脑血管病危险因素暴露情况的关系.方法 利用关键词系统检索截至2014年12月以来发表的相关中文及英文文献,目标人群为中国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中单纯颅内动脉狭窄和单纯颅外动脉狭窄的患者,比较两组患者在例脑血管狭窄危险因素暴露情况上是否具有统计学差异,利用RevMan5.2软件采用荟萃分析的方法,经异质性检验后对计数资料分别进行优势比（OR）及95％可信区间（95％ CI）的计算,对计量资料进行均数差（MD）及95％ CI的计算.结果 共纳入13篇文献,其中单纯颅内动脉狭窄患者1672例,单纯颅外动脉狭窄患者1 239例.单纯颅内动脉狭窄的患者与单纯颅外动脉狭窄患者相比,前者高龄患者所占比例更小,合并OR（95％CI）值为0.48（0.28 ～0.80,P=0.005）,单纯颅内动脉狭窄组患者的平均年龄较颅外组更小,合并MD（95％ CI）值为-4.57（-8.22～-0.91,P=0.01）.同时,单纯颅内动脉狭窄患者中吸烟患者比例更高,合并OR （95％ CI）值为0.08 （0.68 ～0.93,P=0.005）,但单纯颅外狭窄患者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浓度更高,合并MD（95％CI）值分别为0.18（0.04 ～0.32,P=0.01）和0.13（0.01 ～0.25,P=0.03）,对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空腹血糖等危险因素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通过对单纯颅内动脉狭窄与单纯颅外动脉狭窄患者危险因素暴露情况的比较,仅年龄及吸烟情况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动脉粥样硬化常见危险因素未见明显差异.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的影像决策

脑卒中是欧美国家成人死亡率居第三位和致残率居首位的疾病,其中大部分为缺血性脑卒中[1].在中国,缺血性脑卒中也是最常见脑卒中类型,占全部脑卒中60%～80%[2].1995年,在〈新英格兰杂志〉报道的静脉内组织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注射溶栓方法成为第一个,也是目前惟一公认有效的缺血性脑卒中治疗方法[3].此后,静脉注射重组型组织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recombinant tissueplasminogen activator,rt-PA）溶栓治疗在缺血性脑卒中的应用迅速在欧美及中国获得推广[2,4].

卒中防治指南与临床实践的桥梁：卒中医疗质量控制

卒中已经成为我国死亡和成年人残疾的主要原因，其高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及逐年递增的防治费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负担。虽然我国卒中整体诊疗水平逐步上升，但防治水平各地参差不平并与发达国家仍有巨大差距。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构建国家卒中医疗质量控制体系，加强对开展卒中诊疗的医疗机构的业务指导、技术监督和质量控制，才能全面提高卒中诊疗的临床水平和质量控制水平，进而延缓和抑制我国卒中不断增长的态势。

轻型后循环脑梗死患者早期临床恶化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索轻型后循环脑梗死患者在发病早期出现临床病情恶化的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纳入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期间就诊的291例轻型后循环脑梗死患者。以急性期临床病情恶化(clinical deterioration within 24 h,CD24h)和亚急性期临床病情恶化(clinical deterioration between 2 d and 14 d,CD14d)为主要终点事件。数据统计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19.0软件,应用Pearson Chi-Square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相应变量的组间差异,使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主要终点指标的影响因素。结果主要终点事件CD24h和CD14d的发生率分别为21.6%(63/291)和30.6%(89/291),接受再灌注治疗的患者比例为13.4%(39/291)。以CD24h为终点事件的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基线美国国立卫生院神经功能缺损评分(NIHSS)高是增加CD24h风险的正性独立影响因素(OR=1.184;95%CI=1.078~1.300;P<0.01);小脑梗死(相比脑干梗死)(OR=0.250;95%CI=0.082~0.757;P=0.014)、非大动脉粥样硬化(相比大动脉粥样硬化)(OR=0.026;95%CI=0.002~0.325;P=0.005)对CD24h有负性预测作用。以CD14d为终点事件的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肺部感染(OR=28.085;95%CI=6.863~114.927;P<0.01)和基线NIHSS高(OR=1.114;95%CI=1.001~1.240;P=0.048)是增加CD14d风险的独立影响因素,而再灌注治疗(OR=0.089;95%CI=0.013~0.613,P=0.014)可降低CD14d风险;基底动脉尖部综合征(相比脑干梗死)(OR=7.526;95%CI=1.565~36.188;P=0.012)增加CD14d发生风险,而非大动脉粥样硬化(相比大动脉粥样硬化)(OR=0.076;95%CI=0.009~0.683;P=0.021)对CD14d的发生风险有负性预测作用。基线NIHSS(OR=0.834;95%CI=0.758~0.918;P<0.01),CD14d(OR=0.048;95%CI=0.018~0.130;P<0.01)和肺部感染(OR=0.045;95%CI=0.012~0.167;P<0.01)对良好临床预后(发病14 d的改良Rankin评分≤2)有负性预测作用。结论早期临床病情恶化对轻型后循环脑梗死良好临床预后有负性预测作用。大动脉粥样硬化狭窄亚型和基底动脉尖部综合征是轻型后循环脑梗死患者CD24h和CD14d的危险因素,肺部感染是CD14d的危险因素。急性期再灌注治疗有助于降低轻型后循环脑梗死患者早期临床恶化风险和改善临床预后。

急性卒中后临床上重要的应激相关性胃肠道出血的预测因素及其对近期转归的影响

目的探讨急性卒中后临床上重要的应激相关性胃肠道出血(clinically important stress-related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IS-GIB)的预测因素及其对近期转归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纳入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期间北京友谊医院连续收治的诊断为应激性溃疡(stress ulcer, SU)的急性卒中患者。主要终点事件为CIS-GIB,定义为显性胃肠道出血且出血后24 h内产生对应临床表现。次要终点指标为发病后14 d时根据改良Rankin量表评估的短期临床转归,≤2分定义为转归良好。利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IS-GIB和短期转归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96例卒中后SU患者,占全部急性卒中患者的2.5%(96/3 819);其中16例(16.7%)患者发生CIS-GIB,占全部急性卒中患者的0.4%(16/3 819)。在纳入的病例中,女性27例(29.2%),中位年龄70岁(四分位数间距62~79岁),中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评分8分(四分位数间距3~17分),SU距本次卒中事件的中位时间间隔为2 d(四分位数间距1~5 d)。与非CIS-GIB组相比,CIS-GIB组基线NIHSS评分和幕上卒中患者比例更高,SU事件与本次卒中事件的时间间隔更长,同时合并凝血功能障碍、应用鼻胃管和呼吸机、接受消化道侵入性止血术和红细胞成分输血治疗的患者比例更高,而且转归不良和死亡风险更高(P均<0.05)。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线NIHSS评分[优势比(odds ratio,OR)1.146,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029~1.275;P=0.013]、糖化血红蛋白(OR 1.567,95%CI 1.025~2.395;P=0.038)、慢性胃病史(OR 24.900,95%CI 1.446~428.728;P=0.027)、幕上卒中(OR 5.701,95%CI 1.002~32.443;P=0.050)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4.0 s(OR 11.036,95%CI 1.154~105.560;P=0.037)是发生CIS-GIB的独立危险因素;基线NIHSS评分是转归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OR 1.366,95%CI 1.029~1.812;P=0.031)。结论 CIS-GIB在急性卒中患者中的发生率约为0.4%,可显著增高短期转归不良风险。高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延长、高基线NIHSS评分、幕上卒中和慢性胃病史是发生CIS-GIB的独立危险因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卒中绿色通道应用的影响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对急性卒中绿色通道应用效率的影响。方法研究回顾性纳入2020年1月23日至3月22日(疫情初始阶段2020组)和2021年同期(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2021组),以及2019年同期(2019对照组)连续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并进入卒中绿色通道的病例资料。以发病至入院时间(ODT)的ODT≤360 min的达标率和入院至头颅影像学检查时间(DIT)的DIT≤15 min达标率为主要时间指标,以有无再灌注治疗为主要临床终点指标;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方法比较ODT和DIT的组间差异,采用Pearsonχ^(2)检验比较ODT和DIT达标率的组间差异;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本次疫情对卒中绿色通道应用的影响。结果共纳入269例(其中2020组54例,2021组129例和2019对照组86例)急性卒中绿色通道病例。2020组、2021组和2019对照组卒中绿色通道的应用比例分别为5.23%,5.68%和4.06%。相比2019对照组,2020组ODT无明显变化[261(120,409)min vs 249(125,298)min],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253;P=0.210),而2021组的ODT则显著延长[420(190,720)min vs 249(125,298)min],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5.422;P<0.001);而且相比2019对照组的DIT[12(8,22)min],2020组[29(20,42)min]及2021组[34(22,45)min]的DIT均有显著延长,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Z=-5.806、-8.039,P均<0.001)。主要终点指标比较,2020组及2021组的ODT达标率分别为66.7%和41.9%,均显著低于2019对照组ODT达标率(89.5%),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1.144,P=0.001;χ^(2)=49.266,P<0.001);同时2020组及2021组的DIT达标率分别为20.4%和13.2%,也均显著低于2019对照组DIT达标率(58.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9.246、48.626,P均<0.001)。此外,2020组及2021组的总体再灌注治疗比例与2019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3组均未出现出血转化不良反应事件。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再灌注治疗无显著影响(OR=0.730;95%CI:0.233~2.281;P=0.588);而年龄(OR=0.958;95%CI:0.919~0.999;P=0.044)和ODT(OR=0.990;95%CI:0.985~0.995;P<0.001)是再灌注治疗应用的独立负性影响因素。结论新冠疫情小幅但有显著性地增加了急性卒中绿色通道的时间延误,但总体再灌注治疗比例无明显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