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转型升级：德国“工业4．0”的启示

"工业4.0"被看成是互联网全面进入生产制造系统的重要切入点,其以智能互联系统为主,采集特色化、个性化需求的数据,然后利用智能制造系统加工出个性化的产品。德国在实施"工业4.0"战略进程中,充分注重技术边界的延展与集成、渠道和供应链的强化、要素保障优先实施三个层面的协同推进。中国制造业以"工业4.0"为愿景的转型升级可借鉴德国经验,大力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重视核心技术创新、市场拓展、标准规划建设与实施、系统配套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协同作用;发挥大型企业的带动效应,通过人才培育、资源利用、市场开放等产业政策安排,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中国制造业就业的空间偏离—份额分析

在传统偏离—份额分析基础上,本文引入空间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八大区域的制造业就业空间变动。研究认为,西部大开发对制造业的就业变动影响不大;2005年东部振兴和中部崛起以及国内外其他因素的作用使到制造业产业部门向非沿海地区转移,而且主要集中在中部区域和东北区域;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区域仍然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制造业转移过程呈产业集中与产业转移同时发展的特征;沿海区域发展较好的产业部门难以向非沿海地区转移,非沿海区域对承接制造业产业部门存在着无序规划的问题。

生态资源属性对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政策工具。文章从产权、价值、空间和时间4个角度来阐述生态资源属性对生态补偿的影响和要求,进而根据生态资源属性选择不同的生态补偿方式。森林、草原、荒漠和湿地主要选择纵向政府补偿,流域补偿包括横向和纵向政府补偿,海洋、耕地和矿产主要是市场补偿,在生态补偿实践中,不同的生态资源和生态补偿方式对生态补偿主体、客体、标准、措施和效率都产生不同的影响。

要素投入还是要素升级: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要素投入和要素升级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相应的变化。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AK类型增长理论和R&D类型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各不相同。文章通过分析要素投入、要素升级和制度等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要素投入仍然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其重要性在不断减弱,要素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占有重要地位。拉动经济增长,要顺应经济发展阶段,进一步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依靠要素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转变对要素投入的依赖。

税收制度改革与简政放权的实践

简政放权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核心是要理顺中央、地方、市场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对企业微观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税收制度简政放权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下一步推进税收制度简政放权,要进一步完善税收法定原则,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建立公平统一的税收制度,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建立现代化税收征管能力。

论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是区域政策实施过程中最重要的支撑手段,转移支付对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具有正向影响,反而在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三资"、大中型工业企业中表现出明显的负向影响,仅仅能够促进私营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分行业来看,区域政策在资源属性强、区域指向性高、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部门,区域政策并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集聚经济确实能够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提高市场接近。因此,转移支付的主要目标指向应该是具有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同时促进私营工业企业的发展,而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市场接近是首要的。

基于中类行业的国有工业企业行业布局与分类研究

国有工业企业战略性布局优化和分类推进改革是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的重要内容。从国有工业企业中类行业的视角,一是对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不同行业内的主要指标进行比较分析;二是根据这些指标对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进行分类,探索分析国有资本行业配置中"进"与"退"的标准;三是在一些主要指标和分类方面对大类和中类这两个层级的分类方法进行比较,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为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依据。通过对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企业平均资产规模、销售产值比重、市场占有率、国家资本控制率、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这5个指标分析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大类和中类的差异,并据此对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进行分类。研究发现,中类层次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指标属性与大类层次的差异性较大,大部分中类行业都处于充分竞争的领域,市场占有率较高的行业部门数较少,细分中类行业有利于完善市场竞争程度,在行业布局优化和分类推进国企改革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大类行业下各中类行业的差异性,逐步放开竞争性领域和环节。

北京市城镇化管理水平研究

对城镇化地区采取与农村地区不同的管理模式是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任务。社区作为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能够较好地体现城镇化管理水平。文章运用乡级和社区级城镇化管理率和城镇化管理指数对北京市城镇化管理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发现:城镇化管理水平从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依次降低,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2014年与2006年比较来看,虽然城镇化管理率有所提升,但是城镇化管理指数变化不大,在城乡接合区、镇乡接合区城镇化管理率还在降低。因此,实现各区县之间的人口分布均衡性,要优化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街道设置,加强解决城乡接合区、镇乡接合区的农居混杂难题,建立根据社区居委会数量在乡镇切块设立街道办事处的机制,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提升城镇化管理水平。

后危机时代广东港资企业的转型与升级

广东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港资企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港企的转型与升级已迫在眉睫。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积极探索推进港资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是广东"双转移"政策的需要,也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之举。

转移支付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央政府为保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对落后地区的返还性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都有优惠政策。转移支付能够较好地平衡地区间的财力差距,但是返还性收入一定程度上会加大地区间财力差距。同时,由于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差异,导致各地财政支出的效率差异较大。转移支付对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只在总量上体现了,并没有实现质的转变。平衡地区间返还性收入、规范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完善事权和财权划分以及提高地方政府财政努力的激励效应是完善转移支付提高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

收入差距、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商品房价格:基于广州市的实证研究

论文使用1998-2009年广州市商品房价格和城镇居民不同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来分析房价与收入差距和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收入差距扩大为房价上涨的Granger原因,但是房价并不是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房价对低、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有较大影响,而中、中高收入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房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量,高收入家庭既促进了房价上涨同时也从中受益最大。政策制定应该依据房价与不同收入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而具体实施,不能一概而论。

高校商学院MBA党建工作的创新探索

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是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提出了新思想、新要求。发挥高校商学院MBA研究生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中的作用,离不开MBA教育的党建工作支持。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思想作风、工作方法,从创新党组织建设方式、党组织活动形式、党组织服务能力和党员发展培养模式等方面提高商学院MBA教育党建工作的质量,发挥基层党组织有效作用。

中国制造业八大区域转移分析——基于偏离—份额分析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的思想,定义区域偏离分量与区域产业结构分量,对2005—2010年中国八大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进行定量测度。研究表明:作为重要制造业基地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区域,其发展速度已经减缓,开始向中部和西南区域进行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但向全国大范围的产业转移尚未出现;全国产业布局的变动呈现扩散式产业转移和集聚式产业转移并存的局面;东部地区集聚发展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和部分外向型冶金产业,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通过扩散式产业转移,发展农产品加工、建材和资源导向型产业。2005—2010年是中国产业布局变动频繁的时期,各区域产业无序发展的特征明显,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亟需国家对产业布局进行科学引导。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发展不平衡时空演变

通过以1979年为标准价的广东省各市真实人均GDP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研究发现,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越发凸显。在时间维度上,广东省经济不平衡经历快速扩张→波动扩张→收缩调整→相对稳定四个阶段。空间维度上,广东省地区经济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珠三角地区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是由四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所导致,极化效应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经济发展难以赶上珠三角地区。空间集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两者之间相互促进,路径依赖现象明显。

提升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思考

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中国梦"实现的推动力量。新时期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意识的培育引导并精心组织形式多样积极向上的志愿服务活动,加快大学生志愿服务事业的组织建设。

“一带一路”背景下广东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探析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布局重心的重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已成为推动我国外贸增长的重要动力。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具备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独特优势。当前,广东应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自贸试验区建设机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统领,以通信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电子信息等产业为主导,提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推进珠三角、粤港澳、粤东西北地区区域融合,完善一体化的"一带一路"大区域、次区域建设,建设"一带一路"综合服务和管理体系,构建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合规监管体系,为广东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提供重要战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