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一个数字乡村建设的解释框架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同时存在的,相互融合并且各有分工,价值理性引领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又为价值理性提供更好的实现方法。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作为工具理性的数字技术对乡村经济产业、社会生活、治理方式变革的推动,以及作为价值理性的数字乡村建设目标对政策整体协同推进的引导。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衡时,则会出现参与主体困境、技术工具困境、治理效果困境等问题。由此,必须在理念层面、主体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发力,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推动数字乡村发展。

股指期货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及对策初探

股指期货是金融衍生工具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作为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上最为重要的金融创新,目前已是世界上交易量和流动性最好的金融衍生产品之一。我国金融业内人士和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对股指期货推出的呼声日渐高涨。推出股指期货对市场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但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加大市场的波动性,它的推出必然会对我国股票现货市场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股指期货的功能及特有风险的探讨,分析股指期货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增强地方人大监督实效研究——以F省Z市为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人大监督权作为人大法定职权,对地方人大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至关重要。从理论上看,地方人大监督权包含了人民性逻辑、程序性逻辑和监督性逻辑三重内涵,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权力的正当性、程序的合法性和功能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要在把牢监督方向、丰富监督手段、构建监督闭环、夯实监督基础等方面,增强地方人大监督实效。

罗尔斯程序正义理论及启示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将程序正义分为三类: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在之后的《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提出实质正义、重叠共识等概念,完善了程序正义理论。文章阐述了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及修正,并从对程序的重视、对人的尊重以及对我国的启示三个角度谈了对程序正义的看法。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治理功能研究

现代国家治理实质上是制度治理,以制度体系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制度价值、制度运行、制度效能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人民政协制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制度价值层面,人民政协蕴含的民主性、参与性价值与治理现代化价值耦合;在制度运行层面,人民政协的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程序体现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在制度效果层面,人民政协蕴含的凝聚共识、优化决策、民主监督服务于治理现代化。这三者都体现了人民政协与国家治理的高度契合性。

从动员到整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基层治理的演进路径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基层治理的演进历程,一方面是时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基层制度变迁的基层逻辑,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基层治理实现党和国家目标的党政逻辑。党政权力和社会权力是基层治理关系转变的基本逻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基层政权体系,依托土地革命改造基层社会在根据地政权实现基层治理的孕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通过城市的单位制与街居制、乡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将整个社会纳入国家的权力支配体系和资源分配体系中,既体现出高度的组织化,又显示出广泛的运动化。改革开放后,经济领域的改革影响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重塑,社区制和村民自治成为平衡国家权威和社会活力的基层新秩序。进入新时代,国家政策的转向和基层主体的发展,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相辅相成的推动力,逐渐形成党组织领导下的社会多方参与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价值与发展

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孕育于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当时的国情,在实践中摸索到了一套独特的政党相处模式,即以合作取代相互竞争的方式,并以此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变为新型政党制度。在现代具体制度运作中,产生了新的政党相处方式、新的民主模式、新的国家治理方式。并且新型政党制度不断通过领导主体、制度体系、参政主体的提升而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