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十国教坊诏令考略

唐五代十国时期皆有教坊(或内教坊)机构之设置,而各朝帝王亦常发布有关教坊之“诏”“令”。这批诏令常见者约五十余条,所涉内容较为广泛,大多曾对当时教坊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对这批诏令作出考析,不但能看清当时教坊的某些具体情况,而且对戏剧史和音乐史研究亦能有所补正。

两汉至宋金琴待诏制度考略

两汉至宋金时期,在宫廷曾流行“琴待诏制度”,比较著名的琴待诏有赵定、龙德、薛易简、贺若夷、甘党、宋霁、赵惟暕、朱文济、朱亿、赵裔等人。这种制度和这批待诏,对古代琴艺和琴歌的发展起过重要促进作用,值得音乐史和说唱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

戏曲“念白”渊源新探

宋教坊致语因长期与宫廷队舞、宫廷杂剧一起演出,致令其“念诵方式”较易植入戏曲之中并形成“念白”;宋人常称致语为“白语”或“白话”,“念诵白语”简言之即“念白”,这也拉近了致语和戏曲念白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教坊致语的表演者“参军色、小儿班首、杖子头”等,后来演变成戏曲脚色“引戏”和“戏头”,并将难度甚高的致语“念诵伎艺”带入戏曲,从而对戏曲念白产生直接影响。此外,南曲戏文和文人传奇的念白常常采用骈体写作手法,乃出于致语文体的影响;杂剧表演的念“正名”,乃出于大曲队舞的念“队名”;均可作为戏曲念白源于致语的佐证。

上党古赛“院本”考

探索上党古赛中的“院本”,可得出以下新观点:其一,古赛写卷所载及迎神赛社时所演的九种院本是金元明院本之遗。其二,在上党古赛仪式中,有一位称为“前行”的角色,他所念诵的“前行赞词”中有多篇与《南村辍耕录》所载的“院本名目”相同,如《千字文》《百花赋》《讲山帙》等,它们与“讲唱体”院本应存在艺术上的源流关系。其三,在古赛过程中,一些娱神伎艺的演出形态也与“戏剧体”院本接近,如“排八仙”戏剧及相关赞词,以及《武成庙》《酒诗》《唐明皇游月宫》的赞词及相关表演等。以上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增补了稀缺的古院本史料。

竹马补说——兼论竹马戏与白字戏

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竹马这一民俗事象的起源、流行及其游戏化、艺术化之过程作出论述及补充,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看法。另通过田野调查,对福建竹马戏的形成年代进行了考察,并论述了竹马戏对岭南白字戏在表演方面之影响,呈现了竹马艺术化过程中一些不甚为人所知的情况。

番禺鳌鱼舞考述

鳌鱼舞是流行于广州市番禺区的一种传统民间舞蹈,它与古代角觝戏、百戏中的龟舞、龟戏、弄龟伎等存在渊源关系;形成过程中,又受到有关鳌鱼的民间传说和观念以及鱼灯舞等艺术形式的影响,是一种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艺术遗产。

春牛舞与立春仪考

春牛舞是在广东地区广为流行的传统民间舞蹈之一。从历史文化渊源的角度考察,此舞与古代的"出土牛"、"立春仪"、"鞭春牛"等仪式与习俗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有关考察,也提供了一个由古代仪式向传统艺术发展、转变的实例。

中国龙舞渊源新探

中国龙舞是流传极其广泛的民族传统舞蹈,但对其渊源的研究却存在诸种错误,或以为有了"龙的出现"就必然会产生龙舞,或以为祈龙求雨仪式中的"龙神信仰"乃龙舞产生的根源,还有人为了显示中国龙舞历史的悠久,想尽办法将其起源时间往前推;但只要细加分析,以上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事实上,中国最早的龙舞起始于西汉武帝时期"角觝戏"表演中的"鱼龙幻化"艺术,这有文献和文物的"二重证据"可予证明。更为重要的是,"鱼龙幻化"创编于张骞凿通西域后,安息国所献的"黎轩善眩人"之手;情节内容及表演形态则与汉武帝意欲得到的西域天马有关,也与西域诸国的龙神信仰有直接联系。这种西域艺术传入以后,至明清时期仍见流传,已完全融进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并对中国龙舞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越王墓出土玉舞人考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玉舞人六件,据分析,她们所表演者主要是具有中原风格的舞蹈,而与楚舞的风格并不存在明显联系。另外,从部分玉舞人的服饰、装扮、面貌看,她们带有南越族人的一些特点,由此可见西汉前期岭南已有中原与越族风格相融汇的舞蹈出现。

竹马戏形成年代论略

竹马戏是流行于福建、广东一带的地方小戏,关于它的形成年代,有南宋说、元代说、明代说、清初说等多种。这些说法往往得于传闻,大多缺乏有力的材料作为佐证。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再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对这个问题作出新的探讨,并得出这一地方小戏剧种大约形成于元代的观点。此外,由于受竹马戏直接影响而出现的广东白字戏其形成年代也不会晚于明代中前期,这就进一步佐证了竹马戏形成于元代的可能性。

傀儡戏四说

本文主要论述四个有关傀儡戏之问题,且多与西域民族及其乐舞有关:第一,用象人这一崭新切入角度,论证傀儡戏至迟汉代已分为假人戏与假面戏两途,这将为下面论证打下基础。第二,通过舞具(?)、翳等证据,论证《文康乐》原为傀儡戏。第三,结合《文康乐》与《上云乐》之关系,推证老胡、文康亦为傀儡,从而说明胡乐对中国古代傀儡戏之影响。第四,从“康老”问题出发,讨论胡乐对中古戏剧、乐舞之影响,并进一步论证匈奴之偶人对中国傀儡戏曾发生过的影响。

“琴棋书画杂考”之一——魏晋南北朝琴艺传承考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琴家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琴艺传承和传播的史迹也斑斑可考,这无疑是当时琴学兴盛的重要证据。如果从琴艺传播的路径来看,三国、西晋时期主要是从中原向吴、蜀等地扩展;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主要是从南方向北方扩展,继而导致琴艺在全国各地的普遍流行。如果从传承的主体来看,爱琴、善琴、传琴者覆盖了当时社会的多个阶层,大致可以将他们划分为文人琴家、艺人琴家和隐逸琴家三类。如果从传承的方式来看,既有家族之内的世代传承,又有师徒生弟之间的传承,还有艺人、隐士与文人的相互交流,从而令弹琴伎艺逐步提高,终至名家辈出、传响后世。相关考述不但为魏晋南北朝琴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看法,也批评了时下古琴史研究中的一些通病。

“舞火狗”考

文章在参考旧有文献及实地调查之基础上,对广东省增城市石滩镇麻车村一带及广东省龙门县蓝田乡一带流行之舞火狗活动的基本情况作出了描述;并对增城舞火狗活动之起源及其与龙门舞火狗活动之关系作出了考释。文章进而指出:其一、增城舞火狗的驱疫功能与古代傩仪是一致的。其二、增城舞火狗在许多具体表现形式上与古代傩仪也是相近的。其三、增城舞火狗最初应起源于古代汉族的傩仪。其四、增城舞火狗在其艺术化的过程中吸收了龙门舞火狗的若干特点,但二者具有不同的渊源。

鼓吹乐及其起源简议

鼓吹乐为中国古代重要乐种 ,其下又可分为黄门鼓吹、骑吹、短箫铙歌、横吹几种。鼓吹乐之起源一说本出中原 ,一说出于胡乐。本文认为二说皆有偏颇 ,并从较新之论证角度 ,即军乐制度沿革及鼓吹乐所用诸乐器等角度出发 ,论证鼓吹乐原出中国 ,因受胡乐影响发展而来。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梁辰鱼与中晚明曲家交往述略

《浣纱记》的作者梁辰鱼是昆曲发展史、散曲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他与中晚明时期一大批著名的戏曲作家、散曲作家、曲论家均有过交往,如李开先、张凤翼、高濂、沈仕、金銮、王稚登、徐渭、王世贞、潘之恒等;这些人或与其交厚,或对其生平、思想、创作有过影响,亦有受梁氏影响颇深者。探讨他们交往的相关情况及相互影响,不但有助于研究梁辰鱼的生平、思想和创作,亦有助于判断梁氏在当时及后世曲坛上的地位。

西凉乐源流考

《西凉乐》最早兴起于前秦时期的凉州一带,它的产生有两个主要源头:一是羌胡之声,其中以龟兹乐为主要成份;一是中国旧乐,其中以魏晋清商旧乐为主要成份;前者有文献可征,后者则可以从流传地域、所用乐器、乐曲风格、演奏者性别等方面获得证明。《西凉乐》出现之后,在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各代广为流传;大约盛唐前后,宫廷乐部《西凉乐》逐渐走向衰亡,但作为地域乐种的《西凉乐》却仍然繁盛,《凉州曲》、《西凉伎》、《庆善乐》等的流行可以作为佐证。

岭南狮子舞功能述略

民间传统的狮子舞渊源于西域,传入中原以后发展成为南、北两大流派。其中南狮以岭南狮子舞为主要代表,下面又包括十余种独立的类型,都是具有研究价值的文化遗产。如果从社会功能和民俗功能的角度对这些舞蹈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它们至少具有吉庆娱乐、强身健体、祭祀悼亡、驱逐疫鬼等多项功能。其中祭祀悼亡的功能在梅州席狮舞中表现最为突出,这在北狮中似乎从未出现过。另外,驱逐疫鬼的功能在北狮表演中也已消失殆尽,但在广东醒狮、大埔金狮等舞蹈中却仍见遗存。

“致语”不始于宋代考

致语是筵宴乐舞演奏前乐人念诵的祝颂之辞,现存的多条史料可以证实,这种表演形式在盛唐、中唐、晚唐均有出现,五代十国时期更是相当流行,而且从文体形式上看,当时优人念诵的文字内容与宋代成熟的乐语文体也存在颇多相似之处。所以,前人关于致语之制"始于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要寻找致语产生的外部原因,则汉唐时期胡乐的大量西来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上云乐》、敦煌遗书《太子成道经》、部分唐诗为此提供了若干证据。

乐府起源新考

过往学术界一般认为乐府始置于秦,但如果从官制学、礼制学、乐舞学甚至天文学等较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另作考证,可以发现乐府极有可能起源于战国,这有若干文献和文物史料可作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