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冲击与结构转换对中国地区差距变化的影响

中国各地之间存在显著的产业结构差异,但现有关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文献多受新古典单部门增长模型的影响,忽视结构冲击与结构转换的作用。通过构造变量,本文将各地区的实际增长率分解为结构冲击、结构转换9生产率增长三部分,从而克服了以往研究之不足。研究发现,结构冲击在1978年-1990年缩小了地区差距,但1990年—2002年扩大了地区差距;结构转换在整个改革期间均缩小了地区差距,从而加快农业发展和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换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地区收入分配状况。

新古典增长模型:一个重新表述

各类新古典增长模型在现有教科书中的表述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异:无技术进步和外生技术进步的模型分别使用"劳均资本"和"有效劳均资本"的动态方程,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则使用"产出资本比"的动态方程。本文统一使用"产出资本比"和"消费资本比"变量对代表性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如索洛-斯旺模型、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和卢卡斯模型,进行了重新表述。这种重新表述与现有教材的表述相比,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第一,各种新古典增长模型在表述上具有数学形式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能够更加清晰地显示各个模型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第二,本文清楚地揭示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核心结论是证明均衡产出资本比与消费资本比的存在且稳定,这是模型其它所有结论的基础。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稳态路径能否包括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

现有文献认为,除非生产函数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新古典增长模型稳态路径上的技术进步必须是纯劳动增进型而不能包括资本增进型。然而,本文通过一个扩展的拉姆齐模型证明,当投资具有调整成本且调整成本与资本增进型技术水平正相关时,即使生产函数不是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稳态路径也可以包括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根据本文研究,我们应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模型实现稳态增长的条件,以及资本和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中国经济在改革发展中呈现效率驱动型特征——二论对“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的理论解释

现有文献表明，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属于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不可能持续。对此，本文在以前结构转换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通常使用的索洛增长因素核算方程中隐含的效率提高类型与实际不符，由此可导致严重低估实际的综合效率提高；而由Klenowand Rodriguez—Clare（1997）发展的核算方法才是封中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解的正确方法。然後对以此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测算的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据此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第一、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效率提高型快速增长，综合效率提高作出了主要贡献，要素投入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比重较小；第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不同于改革前，後者的特征被再次证明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第三、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综合效率提高，主要来源于二元结构转换效应和经济体制转轨效应，教育和科研开发的贡献属于成长中的因素。所以，也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的常规增长方式。这些就是中国式综合效率提高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特征。

经济增长压力与环境保护的经济代价--基于我国“两控区”的实证分析

围绕经济增长的晋升锦标赛给地方政府领导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压力,这被认为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然而,本文认为,如果将完成环境目标作为增长竞争的前提条件,那么地方竞争不仅能够有效地达成环境目标,而且能够减少环境目标的经济代价。本文利用我国的环境目标一票否决制下的“两控区”政策实践,用双重差分DID方法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尽管环境保护存在明显的经济增长代价,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竞争的确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的技术创新,减少环境保护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该研究的政策含义是,既要保护环境又要快速增长,必须有外在的压力,环境目标约束下的增长竞争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制度。

劳动无限供给下中国的经济波动

本文构建了一个劳动力长期供给具有无限弹性的总供求模型,模型的核心特点是长期总供给曲线不是垂直而是向右上倾斜。根据该模型,本文认为,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而使非农部门具有无限弹性的劳动供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出现"软着陆"、"紧缩增长"和"高增长低通胀"等现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特殊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使经济波动对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波动而非城镇失业率的变化。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是否存在快速的效率改进?

本文利用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1997)发展的核算方法对195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因素进行了分解。我们有如下三个主要发现: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效率提高非常迅速,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接近70%;其次,1990年之前效率提高最主要的因素是二元结构转换,1990年之后则为净效率提高;最后,改革前的增长是要素驱动的,扣除人力资本和结构转换因素之后的净效率是快速下降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我们的结论是稳健的。

二元经济条件下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法则

1979年以来,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是否存在比较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法则的关系?如果不存在,原因是什么?可不可能存在另外某种形式的关系?本文的研究认为:由于存在大量的劳动力转移,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与城镇失业率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但与劳动力转移速度显著相关。因此劳动力转移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而且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因素。

稳态增长时技术进步必须是哈罗德中性吗?——Uzawa稳态定理再考察

本文通过一个包括调整成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证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稳态增长要求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率的变化率与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率之和必须等于零。该条件表明,仅当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率不变时,稳态增长才要求技术进步必须是哈罗德中性,而当存在调整成本且使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率持续下降时,只有非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才能实现稳态增长。因此,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仅是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率不变时新古典增长模型实现稳态均衡的特殊要求,Uzawa(1961)稳态定理将它作为所有情况下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稳态条件是错误的,应该予以修正。

中国地区实际经济周期的协同性

本文考察了1952～2009年中国省区实际周期的协同变化及其决定因素。我们发现,改革前后的周期协同性呈明显的"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特征,前期的下降是由于中央计划体制的系统性失败和放弃,后期的上升则与改革和市场经济机制的逐步确立一致。回归估计发现,双边距离、经济规模显著地影响了周期协同性,但地区周期波动并没有表现出简单、统一的空间特征。进一步估计显示,各地区在地方政府支出比重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阻碍了周期的同步变化,但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差异对周期协同性的阻滞影响仅限改革前。改革后,无论是用地理区位还是用出口和FDI流入来刻画,地区间的对外开放差异均显著地阻滞了地区周期协同。

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对“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的再解释

通过吸收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 ,修正外生农业技术进步的假设 ,本文提出了一个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 ,并以此对倍受瞩目也颇多争议的“东亚奇迹”及中国经济 ,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 ,“东亚奇迹”是传统农业劳动力不断转向现代非农业部门的结果 ;是现代部门以资本反哺传统部门 ,推动农业技术进步 ,促进劳动力转移的结果 ;也是现代部门均衡发展 ,吸纳剩余劳动力 ,加速结构转换的结果。因此 ,虽然非农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够显著 ,但劳动力结构转换仍然推动经济实现了持久的高速增长。

环境资本、负外部性与碳金融创新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通过市场机制和制度创新,发现环境资本的价值,基于环境资本构筑新的低碳经济增长模式,使环境资本由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转化为内生因素,以此内部化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负外部性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在此,市场机制和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基于环境资本和负外部性的金融创新,即由政府界定环境资源的初始产权并建立环境能源交易市场,引导企业在清洁发展机制的基础上进行环境资源(以碳排放权为代表)交易,大力发展环境金融或碳金融。

不完全竞争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一个融合产品—劳动力市场的视角

劳动报酬偏离劳动在生产中的贡献是当前收入分配的一个突出问题。现有研究认为,企业内部权力分配的资本偏向是劳动收入份额偏低的根源。本文从企业外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出发,将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结合起来,提供了一个理解劳动报酬偏离劳动贡献的新视角。研究发现,在中国工业部门的绝大多数产业里,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同时,劳动力市场具有讨价还价的特征,作为雇主的企业处于支配地位。在这种联合市场结构下,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产生了很高的垄断租金。由于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弱,所以,大部分的垄断租金转化为企业利润,从而造成了劳动报酬对劳动贡献的偏离。这些结果表明,在一个市场不完善的环境下,企业在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市场势力扭曲了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之间的关系,从而造成了偏低的劳动收入份额。因此,推动产品市场的竞争和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成为促进收入公正分配与共享发展的关键。

劳动剩余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增长方式转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而不是技术进步,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缺陷。但是,本文通过一个劳动无限供给的拉姆齐模型证明,当存在大量剩余劳动时,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尽管剩余劳动充分就业后技术进步的确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是超越资源禀赋条件的增长方式转变可能不仅难以实现,而且还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并为制订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提供启示。

新双层锦标赛:重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高质量发展需要基于自主的原发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促进创新必须同时激发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充分竞争。双层锦标赛模型包括中央政府主持的地方政府之间的锦标赛和地方政府主持的辖区内企业的锦标赛,能够较好地发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围绕"增长速度"进行的双层锦标赛,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当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应该重构双层锦标赛,由围绕"增长速度"向围绕"发展质量"竞争转变。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双层锦标赛的激励作用,过去隐性的双层锦标赛应转向公开的双层锦标赛。